河洛文化溯源

——从史前岩画看《河图》《洛书》

周兴华

（英文论文摘要省略）

《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

《河图》、《洛书》发现于黄河、洛河流域，是河洛文化的开山鼻祖，是儒家经典的成书来源，是道家学派的重要典籍，是谶纬秘籍的发生源泉。所以，《河图》、《洛书》是上古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华夏文化的神圣象征。当人们论及中华文化的源泉时，莫不以《河图》、《洛书》为代表。但是，当涉及《河图》、《洛书》的历史存在时，权威的文化典籍现今仍以“传说”对待之，如现版《辞海》对“河图”“洛书”的解释是：“儒家关于《周易》和《洪范》两书来源的传说”，并不承认《河图》、《洛书》是上古实有的图书。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河图》、《洛书》到底有无？究竟是什么东西？随着史前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应依据新的发现进行新的探索。

《河图》《洛书》与经典文献

中国最古老的图书见于古代经典文献记载的有《河图》、《洛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及出自《河图》的谶讳秘籍。据中国经典文献记载与古代权威学者传疏，上述古书都是三皇五帝时代的遗籍。

中国的三皇五帝时代有无图书？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伏羲所作的《易》、《八卦》，总得以某种形体的符号记录下来。《补史记 · 三皇本纪》说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伏羲之前的“结绳”记事，也是一种记录思想语言的方式。到了伏羲时代，人类已经感到“结绳”记事不适应了，这才创造了“书契”这种记录思想语言的方法。所谓“书契”，就是在坚硬的物品上以书写刻划图符的方式记录思想语言的办法。考古界近年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里发现的距今9000年左右的龟甲石片上的刻划符号就是明证。司马迁将记录尧舜事迹的图书《尚书》与伏羲所作的《易》、《八卦》相提并论，说明司马迁所说伏羲氏所著的《易》、《八卦》本身就是类似“蝌蚪古文”《尚书》的一种图书。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追溯的他的祖先掌管史书的历史看，上古某些阶段的史书是以某种图符记录延续下来的图画或图画文字书籍。他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正义》引司马彪序云：“南正黎，后世为司马氏”。司马迁从颛顼历数到唐虞 、夏商，说明他的历代祖先都是掌管天文地理记录的专职史官；如时无典册，司马迁的历代祖先以何记载他们的所见所闻以传世？他们作为代代相传的史官又掌管什么东西？到了周朝，司马迁说：“司马氏世典周史”，这自然是掌管《尚书》之类的古文字书籍了。到了汉代，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又是太史公，掌握国家的图书档案。司马迁秉承父业，有条件进入国家图书档案馆，他才能阅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西汉之前的史实，尤其是上古史，如其所言，他是依据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摘抄编辑而成的。由此证明，中国上古时代是有某种型制的图书的。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将古文献记载中所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的各种古书统称之为“三皇古书”，并以 《河图》、《洛书》 为其代表。

《河图》最早见于《尚书·顾命篇》。《尚书·顾命篇》记述周康王即位时的陈设时写道：“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从上述记载来看，周康王即位大殿的东、西墙前的席上，陈列的都是周朝历代所收藏的传世古董宝物，其中大多数都是其先祖使用过的玉器、宝刀和文献典籍。在文献典籍中，有一种叫“河图”的宝藏陈列在大殿东墙前的席上。历代学者公认，伏生的今文本《尚书》、孔宅出土的古文本《尚书》都是春秋到秦汉时的官方定本，是中国最早的史料汇编，其内容反映了上古华夏文化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上古华夏文化的重要文献。载有河图的《尚书· 顾命篇》传自伏生的今文本《尚书》，它与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在孔宅发现的用先秦古文写的孔壁本《尚书·顾命篇》是一致的，这篇文献并非伪古文《尚书》本中的伪造内容。出自今文本、孔壁本《尚书·顾命篇》的《河图》古籍应是一本客观存在的上古图书。

《洛书》先后见于周秦古籍。《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洛书》的客观存在，也为其它周秦古籍所证实。《论语·子罕》载：孔子叹息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对于“凤鸟不至”的含义，《吕氏春秋·应同篇》作了注释，该书记载说，“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由此可知，《吕氏春秋·应同篇》所说的“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这件事指的就是孔子所叹息的“凤乌不至”这件事；《吕氏春秋》中的“赤乌”，就是论语中的“凤乌”。孔子以“凤乌”代指《洛书》。所以，孔子所说的“凤乌不至”，就是“洛书不至”，亦即“洛不出书”。对《吕氏春秋》的这个注释，司马迁作了完全的肯定，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引用孔子原话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类似这样的上古史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很多。对于这类记载，过去有人说是司马迁杜撰的。1889年殷商甲骨文发现以后，经专家、学者对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对商代帝王先后顺序的排列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史记》所载的《河图》、《洛书》必有所据，并非伪造之书。《史记》所载的《河图》、《洛书》，应是客观存在过的上古图书。《河图》、《洛书》及谶讳图书，亦见载于道家经典《道藏》。道家为先秦学派之一。道家渊源于中国古代巫术，是华夏族群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其观堂庙宇多散处深山老林，在搜访、收录、保存古代典藉和民间发现、流传的图画、符录、巫术资料等图籍方面，做出了独有的贡献。《道藏》中收存的大量记述原始文化的图书，两汉以来称之为谶书。对谶书的来源，《论衡校释·卷二六至三十附篇》说：“孔子将死，遗谶书。众经引义三苍曰：‘谶，秘密书也’，出《河图。》’”由此可知，《河图》应是前代所传留下来的秘不示人的国家图书档案，其中谶讳图书就出自《河图》。以上三皇古书，是只有上层人物、史官才能阅读的秘密图书。据《史记》记载，司马迁就看过黄帝时代流传下来的图书，其记载只是年代上不够具体，不是说没有上古流传下来的某种载体的图书。

对《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的客观存在，历代文献记载极多，认可极广，影响极大。仅两汉时期，有关《河图》、《洛书》的专著就有近50种，这还不包括诸子百家的记载。但是，由于《尚书·顾命篇》、《易·系辞上》、《史记》、《左传》仅有对《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名称的记载，而没有对《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具体内容的详细描述解说，致使后世研究者对其图书的真假有无、形制内容等各有所见，各自发挥，各圆其说。在对《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的各种研究解说中，有些倾向值得商榷。一些学者将其说成是上古社会的神话传说，否定了《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的客观存在，抹去了神话传说中自有的真实历史的折光。多数学者将其穿凿附会为星象、八卦、谶书、术数，使《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变成了深奥的高等数论、天文运演和迷信编织，将原始人类的思维观念等同于现代人类，或将其引入了荒诞不经，否定了数百万年来人类的体质、思维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自然史观。还有一些人，如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他在其《易学象数论》中，虽然承认《河图》、《洛书》的客观真实性，但用现代眼光审视《河图》、《洛书》，将《河图》、《洛书》说成是现今地图、方志一类的图书，混淆了远古图画、图画文字与现代文字书籍的原则区别。以上倾向，均不利于对《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原貌的探索。

《河图》《洛书》与史前时代

古今很多学者都说《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是三皇五帝时代的图书，那么，中国古史究竟有无三皇五帝时代？疑古派对三皇五帝的出处、名号来源、对应人物、排序交替、延续时间等等，从文献考据上予以否定。但是，否定三皇五帝这一名号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了三皇五帝所代表的那个历史时代的存在。百多年来，中外史前考古学家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各地区遗址里出土了数十万件土、石、骨、木、角、陶、玉、铜等质地的史前遗物，这些遗物中有各种各样的生产工具、实用器物、居址房屋、生活物资、史前岩画、刻绘艺术、原始文字、装饰用品、埋葬墓地等物质与精神的遗物。这些史前遗物至少揭示了距今百十万年至一万年左右史前社会的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祭祀、礼仪、艺术、风俗等方面所达到的发展层次与技术水平。经现代科学研究与技术测定，上述遗址及出土物，均属中国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所创造和使用。从年代学上说，它们都遗存于夏、商、周之前，相当于或远早于中国历史上以三皇五帝为名号的那个史前时代。对于那个遥远的史前时代，我们习惯将其称呼为三皇五帝时代。实际上，经科学研究和测定的许许多多的史前遗物的遗存年代都要比现今史学界所断代或推测的三皇五帝时代要早得多。

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类究竟有无作为其思维与语言载体的某种型制的图书？对此问题，历来争论不休。

说《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是真有其书的，他们能将其来龙去脉记述得清清楚楚，均有所据。《周礼·春官》说：“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书”，依其记载，三皇五帝时代是实有图书的。说《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是传说或伪书的，也讲出了一些理由。研究这些理由，其说词与依据也不无商榷之处。以《古三坟书》为例，北宋叶梦得说，“《古三坟书》为古文，奇险不可识，了不知其为何语，其妄可知也。”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针对他自己分析的《三坟》中的内容及词语说《古三坟书》中出现了“舟楫”、“轩盖”、“屋室”、“戈矛”、“征伐兵争”等名称，而这些名称所代表的实物，都是神农氏时代所没有的。他研究了《古三坟书》中出现的与天、地、水、火、日、月、云、山、川、湖、泉、涧、溪等相联系的卦象后说：上述内容、词语空洞浅薄，好像是村学熟师对小儿的启蒙课本，不像三皇五帝时代的文献典籍高深玄奥。据此，他认为《古三坟书》是伪书。

众所周知，现今各地发现的史前岩画，学者们公认这是原始人类刻在岩石上的史书。面对扑朔迷离的岩画图像符号，有些人也认为它们是“奇险不可识，了不知其为何语”，或说是后人的“涂鸦之作”。但是，我们总不能以现在尚无法破译岩画的图像语言，就去否认岩画是史前的一个客观的真实存在。胡应麟所列举的神农氏时代没有的“舟楫”，“轩盖”、“屋室”、“戈矛”“征伐兵争”等史事，在史前岩画中均有其对应的图像，在史前考古资料中均有其对应的出土文物。胡应麟嘲笑的天、地、水、火、日、月、云、山、川、湖、泉、涧、溪等启蒙课本式的卦象内容，岂不知这些内容正是原始思维的特点，原始人类自然崇拜的对象，原始图画语言的特色，原始文化的内涵，原始人类认识世界的开端与启蒙课本。当然，《三坟》、《古三坟书》中的有些内容及表达基于各种人为原因可能窜入一些后世的内容及表达方式，致使与古三皇书的原貌有所出入。但上述否定《河图》、《洛书》、《三坟》、《古三坟书》等三皇古书的理由都恰恰背离了原始文化的客观内容与本质特征，经不起史前考古所获科研证据的质证。

北京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七略不载《三坟》，隋志亦无之”。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孔子定书，断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无征不信”，还说“二千年而其书忽出，何可信也！”上述理由经不住中国许多古籍面世的验证。如西晋太康二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现代河南、山东、陕西出土的殷代甲骨文，古墓中出土的云梦秦简、侯马盟誓、曾俟乙墓竹简，银雀山汉墓简册中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墨子》、《晏子》等周秦古籍。晃公武、陈振孙都没有见过他们身后出土的上述古书，上述很多古书出土前也没有见诸晃公武、陈振孙之前的任何文献记载，这些古书都是一、二千年前后突然冒出的珍稀典籍。因此，以上各家否定《河图》、《洛书》、《三坟》等上古图书的理由是不足为凭的。

《河图》《洛书》与史前考古

中国文字的创造成熟，图画典籍的生成，绝不限于某代某人，而是经历了许多漫长历史时代的不断发展与众多社会人物的接续推进。

《礼纬·含文嘉》载：“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

《山海经》载：“伏羲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

《云笈七籤》载；“三皇所授经合三卷，尔时号为《三坟》是也”，“又有八帝，上天又各以经一卷授之，时号为《八索》是也”。

《补史记·三皇本记》载；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路史·疏仡记》载：黄帝“乃命沮诵作云书，孔甲为史。”

《韩非子·五蛊》、《吕氏春秋·君守》、《世本》均载：黄帝臣“仓颉作书。”

《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说：“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卦通验》说；“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

《汉书·五行志》载；“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以上记载中的具体人物和史实，应是各个历史时期语言载体重要特征的典型代表。他们有的可能是文字、图书的发明创造者，有的可能是文字图书的发现、总结、改进者，有的可能是在文字、图书的使用推广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代表性人物。但是，上述记载中的人物和史实，均出现和发生在三皇五帝时代。这就是说，中国文字与图书产生于三皇五帝时代。那么，中国三皇五帝时代有无可能产生那个时代的某种型制的“文字”、“图书”？

史前考古资料证实，原始人类采用敲凿、刻划、涂画等方法，在骨角、岩石、陶器等物体上制作图画符号由来已久。这种图画符号，都是原始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思维语言的载体，遗存至今的有骨角刻符、史前岩画、陶器图纹等等。原始人类制作的图画符号，经历了写实性图像、象征性图像、抽象符号、图画文字诸阶段，其中作为表情达意的图画符号，逐步发展为象形文字、图画文字、符号文字，成为人类的语言载体，演变为社会通用的文字图书。

人类制作图画符号的能力究竟始于何时？这既与人类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的产生发展息息相关，也与人类制作工具的能力水平紧密相关，并直接关系到文字图书的产生。现代考古遗址中出土的许多人类遗物，都可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测定其遗存年代。这种科学测试的成果，为我们推断各种图画形体在作为语言载体的符号系统中的发展序列提供了年代证据，也为中国文字图书的产生时代提供了时代依据。根据各书刊媒体报道：

在距今170万年前的山西芮城县西侯度人类文化遗址里，发现了两件具有人工加工痕迹的残鹿角，其中一个鹿角上留有一条人工切割或砍砸所致的尖底短沟槽。尖底短沟槽的形成，标示着当时的人类已经具有了在骨角 、石、木等坚硬物体上刻划图画符号的能力。

在距今14万年前的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古人类遗址中，出土了剑齿象牙刻画。经专家研究后认为，剑齿象牙上刻画的几条直的和弯曲的痕迹应该是人工刻画的，而且是用石器刻的。其特点是刻纹直而深，曲形纹弧度大。这件刻有图案的剑齿象象牙化石通过大英博物馆的鉴定，被认定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艺术品。兴隆洞剑齿象牙刻画图案的出土，证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就已经刻制图画了。

在距今4万5千年前的欧洲晚期石器时代遗址里，已经充满了岩画、完善的骨形工具和复杂的丧葬方式的证据。专家们认为，原始人类的这些遗物，都是典型的符号思想的反映。处在晚期石器时代的人已经开始学会建筑持久的住所，而不用主要依靠洞穴。他们懂得怎样捕得更大的鱼和进行更具进攻性的狩猎，他们发现了可以远抛的武器。在晚期石器时代用骨头和鹿角制造的工具已经很普遍，比在非洲发现的中石器时代（28000年前至45000年前）的石制工具要成熟的多。

在距今2万8千年的中国山西峙峪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刻着似为羚羊、飞鸟和猎人等图像的兽骨片，有些学者称其为围猎驼鸟图、羚羊图、或古雕动物人物画。从艺术形象和刻画技法看，这类图像的刻划时代已晚于现今发现的许多中国岩画。

在距今2万年至1万年的四川攀枝花回龙湾洞穴遗址中，出土了有“ x” 形原始符号刻痕的石片。

在距今9000年至8000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里，出土文物上发现的图像符号有石牌上的 “ x” 形符号，陶器器座上的“ x” 形镂空符号，陶器表面上的双线方格纹、弦纹、连珠形太阳纹、连珠形月亮纹、十字纹符号等。这种刻画符号与晚期岩画中的抽象符号类似。

在距今8800年至75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中，出土了三件龟甲，共刻有七个符号。经专家解读的有三个刻划符号，第一个刻符与甲骨文“目”极为相似，第二个刻符与现代汉字“日”相似，第三个刻符似“七”形。还出土了一件石器，其上竖排连结地刻有四个符号。发掘简报指出，“在这些龟甲和随葬品中的骨器、石器上发现的契刻符号，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这批契刻符号的发现，为研究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贾湖遗址龟甲、石器上的契刻符号说明，在距今9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原始人类已经使用着契刻符号这种形体的语言载体。

在距今8000年至4000年的中国裴李岗、仰韶、龙山、崧泽、良诸、乐都柳湾、马家窑、二里头等30余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这些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700个左右。这些符号的结构笔画有横、竖、折、斜、曲、圈、勾、点，它们或独用，或连结，或交叉，或穿插，或包围。其中相当多的刻画符号形体稳定，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器物上反复出现，长期使用，存活数千年。这说明，它们应是原始文字的孓遗。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约有50种，郭沫若、于省吾认为是原始文字。长沙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一块彩陶残片，距今7100年至6800年，其上刻有许多图画与符号，经过专家解读，认为这是一篇图画与符号夹杂的一篇散文。湖北柳林溪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经研究员周国平整理研究，发现有刻画符号的陶器80件，共有符号232个。这些符号可分为63种，它们分别代表自然界和人类生产、生活中的事物。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符号与甲骨文中的“田”、“文”、“五”、“四”、“三”等字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刻画符号在陶器上的布局，多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刻划的，与今天文字的书写方式相同。湖北宜昌杨家湾遗址，距今约在6000年前，这里出土陶器上发现的刻画符号有170余种。从其符号形象看，有的似水波、闪电、太阳升起等自然景观，有的似谷穗、垂叶、花瓣、大树等植物，有的像长蛇、贝壳等动物，有的像鱼钩、鱼网、弓箭、叉具等生产工具，有的反映了房屋建筑和人类劳作的情景。这些符号，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的记录和描绘。从笔画运用看，还有大量圆笔。这些符号，与殷墟甲骨文中的许多字形接近。专家们认定，这些符号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距今5500多年。这里出土陶器上发现的刻画符号有十八个。于省吾、唐兰认为是文字。

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了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残片。在这件陶器残片的内壁上，刻有两行陶文，左行四字，以直线为主，横平竖直，结体有序；右行四符，酷似动物侧视图形的象形文字，第一符似兽，第二符似鱼或蟹，第三符似蛇，第四符似鸟。河南大河村类型白衣彩陶钵肩部饰一周三组六个六爻白彩坤卦符号。

在距今4800年至4200年的山西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陶背壶。陶背壶的碎片上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用毛笔书写的红色“文”字。这标志着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文字已经使用，毛笔书写已用于文字记录，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陶背壶上用毛笔书写的红色“文”字的发现，证明这种形体的中国记事文字典册应产生于距今5000年前。

夏朝距今已4000多年了。《尚书·多士》载：“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商革命”，这就是说，殷朝推翻夏朝时，殷朝的先人就已经有了图书典籍。3000多年来，殷商有图书典籍的记载是被作为“传说”对待的。1889年甲骨文发现以后，至今已见15万件，其中不重复的字约有4500多个，可识的有1500字。甲骨文大多数是以朱墨书写。此后，世人方信《尚书》言之不虚，殷商确有国家图书档案，而且是成熟文字记载。殷商上距夏朝先人仅400多年，从全世界文字发生、发展、成熟的历史看，夏禹时代肯定已有表达思想、记录语言的早期文字。用这些文字表情达意或记事，就形成了夏禹时代的图书典册。

以上史前考古资料证实，具有语言表达能力的智人出现以后，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个种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载体。作为语言载体的图书符号，并不限于一种结构，一种形体。中国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剑齿象牙刻画出现于距今14万年前，这说明作为语言载体的中国刻画符号，至少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这是早期智人的活动时代，出现具有语言载体的契刻符号与其智力显现水平是相适应的。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作为语言载体的史前岩画非常繁荣昌盛，非洲岩画、欧洲岩画，中国岩画等史前岩画在大范围内的普遍出现，说明史前岩画作为一种图画语言已经达到了其发展的高峰。从铜石并用时代开始，语言图画已向着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符号文字依次演变，其图像带有会意、指事的语言功能。距今9000年左右的河南贾湖遗址龟甲石器上的刻符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的原始人类已经使用着刻划符号这种形体的语言载体。从距今8000年到4000年期间，中国各地陶器上的刻画陶文多达700个左右，特别是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中用毛笔书写的朱书“文”字的发现，标志着类似甲骨文结构的这种文字形体的语言载体产生于距今5000年前。从夏禹时代开始，中国文字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人类文明已进入了有册有典的图书时代。

上述史前考古资料显示的作为中国语言载体的图画符号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上古文献资料所记载的中国文字、图书的发展历程是完全一致的。源自《河图》的谶纬秘藉《三皇经》说：三皇五帝时代约合14万8千年，中国最早的图书《三坟》、《五典》产生于三皇五帝时代。《三皇经》这一猜测性的说法，与古人类学中早期智人活动的时代及其智力显现的形式不谋而合，也与史前考古学中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文化面貌完全相符。更为巧合的是，中国上古文献记载中凡与文字、图书产生有关的史实与人物、也都出现在三皇五帝时代。如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受河图”，黄帝命“沮诵作云书、孔甲为史”、“仓颉作书”、“史皇作图”、“苗龙为画之祖”，夏禹“受洛书”等。由此看来，中国上古文献所记载的早期“文字”、“图书”，当指表情达意的史前写实型岩画、骨刻类图画、符号，它们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繁盛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至新石器时代的“文字”、“图书”，一般指荷载语义的史前象征型岩画，骨、木、陶器类刻画符号。以上各类图画符号，虽是一种语言载体，但无表音功能，尚未发展到文字阶段。大约在铜石并用时代，各类图画符号中的象征符号、抽象符号逐步演变为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符号文字这类原始文字。

从伏羲氏到夏禹，这是个漫长的史前时代，至少是涵盖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许多的氏族、部落、部族联盟都曾在华夏大地上繁衍生息、居留、迁移、交流、融合、创造、发明。他们创造的文化，均发生于中国甲骨文产生之前。但对他们史迹的记述，已往多记载在甲骨文之后的古代文献中。这种文献记载，有的采自远古遗存或后人追记，有的录自口耳相传，有的得自古墓、民藏，有的采自洞穴山崖，有的摘自古书佚文。上述资料来源的符号形体，都是上古时代的史前岩画、刻画符号、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符号文字。这种图画符号，多为人所不识，加之残缺不全，晦涩简略，被称之为“鬼神之书”、“赤文象文”、“云书”、“鸟篆”、“蝌蚪古文”等等。后人对以上原始资料的辩认、诠释，有的猜想推测，有的断章取义，有的语焉不祥，有的错讹矛盾，有的云遮雾罩，有的神光弥漫，有的曲意阿世，致使三皇古书的多数内容与时增减速。所以，对于三皇古书的内容，若想探索其原初含义，除从文献上钩沉索隐外，还应依据中外史前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将其纳入中外史前史的大进程中勘察类比。对照史前学有关学科已取得的科研成果，拨开加于三皇古书上的神彩迷雾，从中钩索出三皇古书的原初面貌。

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类，盛行对岩画图像的信仰崇拜。这种习俗延续时间很长。岩画等图像的这种神圣、灵异、巫术、实用功能，总是通过某种形体的语言载体显现和实施的。考古资料证实，原始人类制作的岩画和其他形式的图像，就是这种原始思维和巫术语言的载体。这类语言载体的汇集、保存和流传，就是后世所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的图书典册。

《河图》《洛书》与史前岩画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现了一处又一处的岩画。在此之前，国外岩画的发现与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学成果。经过历代中外学者的研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岩画是史前遗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对岩画作了科学界定：“岩石上的绘画和图形，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岩画，它们产生在人类还不知道如何读和写之前，是开始于智人出现的时候，它们提供了人类在文字发明之前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早期智人出现于距今20万年至5万年，晚期智人距今约5万年至1万年。原始人类在大范围内遗留下来的丰富多彩的岩画，这正是他们刻在岩石上的“史书”。将三皇古书与史前岩画做一对照，三皇古书中出现的巢居穴处、采集渔猎、原始婚配、生殖崇拜、动物崇拜、图腾崇拜、巫术实践、部落战争、民俗风情、契刻文字等等，都能在岩画中找到与之相同、相似、相通的图像。反过来，对照岩画图象，重新认识解读古代传说、文献记载中的三皇古书的内容，就可以从神话迷雾和简略晦涩的传说、记载中窥见其原始面貌。所以，探索《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的原始面貌应从这些古书所处时代的文化环境与史前考古资料中寻踪觅迹。比较三皇古书与史前岩画，可以看出两者确有许多相似之处。

《河图》《洛书》究竟有无？如无，为什么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及诸子百家多载之？如有，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探索这一千古之谜前，我们不妨先阅读关于“宝石负图”的古代岩画记载：

晋《搜神记卷七· 一七九》载：初，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系五马，文曰‘大讨曹’”。及魏之初兴也，张掖之柳谷有开石焉。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龙马、麟鹿、凤皇、仙人之象，粲然咸着。此一事者，魏、晋代兴之符也。至晋泰始三年，张掖太守焦胜上言：“以留郡本国图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谨具图上。”案其文有五马象：其一有人平上帻，执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开寿”；其一成行，曰：金当取之。”张掖柳谷的这幅“开石岩画”，唐代文献亦有记载：唐《艺文类聚· 卷十·符命部》载：“《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龙三年，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绊之，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开盖于前，上有玉字，玉二、玉横一。又有骐弓在东，凤凰在南，白虎在西，牺牛在北，马自中布列南方，有字曰：‘大讨曹，金但取之。’此司马氏革运之徵”。

从文献记载看张掖柳谷的这幅岩画，它从发现到晋、唐经历了四次变化：

第一次，柳谷岩画发现于汉献帝建安年代，岩石上仅有图像，并无文字，当时称之为“开石”文字，指的是遗存于汉代以前的一幅远古岩画。张掖郡曾将这幅岩画制图存档。

第二次，柳谷岩画发现于司马晋代曹魏时，为司马晋效命的谶纬术士就借柳谷岩画编造了“大讨曹”的文字。

第三次，柳谷岩画遗存到晋泰始三年，张掖郡太守焦胜将存档的柳谷岩画原图与柳谷岩画原石对校，发现岩画石面上后人加刻了15个字。

第四次，柳谷岩画遗存到唐初时，记载中增加了《魏氏春秋》对这幅岩画存在环境和图像保存的详细调查。调查发现，柳谷岩画凿刻在一块形状象龟的大石头上，这块龟形大石头在山洪爆发时，是从一条名叫玄川的大山沟被洪水冲出来的。洪水将冲出来的龟形大石头冲滚搁置在大山水沟的西边，被人发现后，才知其上竟然凿刻着7幅马图像和虎、牛、鸟等动物图像及文字。文字是晋代为司马氏政权效力的谶纬术士加刻的。《魏氏春秋》将柳谷岩画称之为“宝石负图”。

张掖柳谷岩画发现于汉末，当时称其为“开石”文字，司马晋称其为“符瑞”图，唐代称其为“宝石负图”。我们根据《魏氏春秋》的记述，若依照《河图》、《洛书》的称呼来源或唐人对柳谷岩画的命名办法，因为凿刻岩画的大石头“状象灵龟”，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灵龟负图”；因为岩画图像中有“龙马”、“凤皇”，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龙马负图”或“凤皇来仪”。这些称谓，应该说都是言出有据、名符其实的。张掖柳谷的“宝石负图”岩画，一直遗存到现在。据《一统志》引《甘镇志》：“柳谷在甘州东南一百里，与山丹卫接界，即金山也”。前些年，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前往实地调查，发现这里的岩画很多，“宝石负图”仅是其中的一幅。

像柳谷这样被洪水冲出来的“宝石负图”、“灵龟负图”岩画，现在我国发现的岩画中也有不少。宁夏中卫大麦地岩画区，位于黄河古道旁边，这里就有临河、临水或被洪水冲在山水沟边的各具形态的岩画石头，上面凿刻着龙、马、虎等图像。如依照《书中候握河记》关于《河图》的记述，亦可将这些岩画描述为“龙马衔甲、赤文绿色，自河而出……黄龙负图，卷舒之水畔……有苍龙负图临河……河龙负图出，赤文象文以授命”；仿依照《路史·夏后氏》关于“始禹之治水七年矣……于是上观于河，河精授图”的记述，也可将这里的岩画称之为“龙马负图”、“虎精授图”。

2004年2月11日中新网报道：1988年，河南省具茨山发现了3000多幅（个）岩画。具茨山岩画发现的重大意义是将中国岩画的分布从边疆地区扩展到了中原地区。这一扩展说明，岩画是史前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并非只是遗存于少数民族分布的边疆狩猎游牧地区。史前岩画是边疆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原文明的源头，华夏文明的源头。具茨山岩画凿刻在峡谷的石壁上，图像以点、圆和几何图形组合居多。这些凿刻在岩石上的神秘图像，有些类似现在的棋盘，有些类似甲骨文。有单个的符号，也有成串、成行、成篇的符号。具茨山位于新郑、新密和禹州等地的交界处。据《水经注》记载：“黄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图》于华盖童子。即是山也。”具茨山是黄帝族群活动的场所，他在这里曾接受了华盖童子赐与的《神芝图》。《神芝图》是什么东西？文献没有记载。假若我们将具茨山岩画与黄帝接受的《神芝图》联系起来看，《神芝图》也许就是凿刻于黄帝之前的史前岩画。从报道的岩画图形看，具茨山岩画已属于抽象化阶段的史前岩画了。这一阶段的岩画，已经具有了指事与会意的语言功能，距中国图画文字产生的源头也就不远了。岩画发展的这一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的晚期，与中国历史上的黄帝时代差不多。无独有偶，我国古文献记载中的“轩辕始造书契”、“黄帝之史仓颉始初造书契”也产生于这一阶段。观察在黄帝活动地区发现的具茨山岩画，使人不能不将河南具茨山岩画、甘肃柳谷“宝石负图”岩画、宁夏中卫大麦地“龙、马、虎”岩画、江苏连云港“天文图象”岩画等史前岩画的发现与《河图》、《洛书》、《神芝图》、“轩辕造字”、“仓颉造字”的发现及名称来源联系起来思考。

现今发现的史前岩画，相当多的图像都凿刻在江、河、湖、海边的岩石上，凿刻在荒山旷野中的山水沟、冲沟、临水的岩面上。涨水、发山洪时，临水的岩画都没入水中；落水、山洪断流后，临水的岩画都显现了出来，而且比平时还格外清晰。岩画随水涨落而出没的情况，在宁夏中卫大麦地岩画区、香山岩画区、黄河两边的岩画带上，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奇观。对照《河图》、《洛书》发现时的记载，我们完全可以推测《河图》的来源就是在黄河边随水落涨而出没的马形岩画，马图像上画的斑纹类似图画；《洛书》就是在洛河边随水落涨而出没的龟形岩画，龟图像上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类似《河图》、《洛书》的马岩画、龟岩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发现的宁夏中卫大麦地等处的岩画中，均可找到与之相同、相似的图像。由此可见，《河图》《洛书》的原初形制，应是上古时代发现于黄河边、洛河边的马、龟等动物岩画的汇辑与解说。

综上所述，我国文字由骨、木刻划、史前岩画、各种图画符号、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符号文字、甲骨文字演变而来。上述图画符号，都是表情达意或记述语言的载体。各种形式的语言载体，构成了各种形制的古代“图书”。这种推测，也是有古代经典文献可据，有现代史前考古资料为证的。三皇古书中关于中国文字创生的形体及时代，都可从史前考古中见到与其记载对应的出土文物。铜石并用时代的骨文、陶文、石文、这类原始文字，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商周时代的金文，它们之中的许多图画、符号文字，均可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中找到与之相同、相似的图画符号。中国原始文字、原始图书与史前岩画的关系，在我国现代少数民族的图画文字书籍中也能见到例证。我国纳西族的图画文字叫色究鲁究，意为刻在木石上的文字。现行一千多个东巴文中，有五百个文字保留着文字画形式。用东巴图画文字写成的书籍叫东巴经。东巴图画文字和东巴图画书籍东巴经是现在世界上唯一活着和使用着的图画文字。东巴文中的许多图画文字，都能在云南纳西族地区岩画、宁夏中卫岩画、灵武岩画、贺兰山岩画中找到与之相同相似的图画符号。因此，史前岩画就是史前人类的语言载体，是史前人类的图画语言，是史前人类的图画书籍。

我们拨开道家、儒家加于三皇古书的云遮雾罩及穿凿附会，从古书记载中可以看出，《河图》、《洛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山海经》及谶纬图书等上古图书，其原初型制实际上都是史前岩画和其它图画符号的图录汇集与解说传闻。这些图录反映的是上古时代的原始宗教、原始巫术、原始社会形态等古老内容。这些图画书籍，流传到夏禹时代的型制内容的记录方式，最晚的也是图画文字。图画文字作为一种原始语言的交流工具和信息载体，它是语言图画的延续，是史前岩画的最早辑录方式与解说方式。中国文字产生以后，文字记载便替代了史前岩画、图画文字的作用。除一些原始民族刻制岩画、使用图画文字外，对岩画的制作著录就被文字替代了。

从上可知，《河图》、《洛书》等三皇古书是古代中国人对岩画的最早认识、录制与解说，是上古社会的语言载体，是人类即将迈入文明大门的图书，是人类文化的源头。

（原载：《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编 主编 陈义初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

《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

《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

《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

周兴华：应邀参加河洛文化研究会

周兴华：应邀参加河洛文化研究会

周兴华：应邀参加河洛文化研究会

周兴华：应邀参加河洛文化研究会

附：宁夏中卫新发现30幅人面像集群岩画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9-12-05 09:16

人面像岩画。 周兴华 摄

中新网中卫12月4日电(李佩珊于晶)12月4日，宁夏博物馆原馆长周兴华告诉记者，日前他与考古团队调查古文化资源时，在中卫北长滩村黄河岸边新发现了30幅人面像集群岩画。

　　据周兴华介绍，凿刻人面像岩画的黑色山体座落于中卫北长滩黄河北岸，紧靠黄河水边。山体顶部东西长约40米，南北宽约10米，黄河涨水时，山体淹没于黄河水中。黄河降水时，山体露出黄河水面。凿刻有岩画的山体大部分被黄河涨水时带来的淤泥覆盖，现能见到的约30幅人面像分布在降水后露出黄河淤泥的山体顶部。

考古队正在拍摄新发现的人面像岩画。 周兴华 摄

此次发现的人面像集群岩画，主要集中在露出黄河淤泥的几块岩面上，其中50厘米见方的一块岩面上就凿刻有5幅人面像。人面像岩画大的长约20厘米、宽约15厘米，最小的约10厘米见方。人面像形状有圆圈形、扁长形、瓜籽形、猴脸形、长方形、正方形等，五官齐全，眼睛、嘴巴多以敲凿凹坑表示。

　　周兴华表示，根据大麦地遗存的第四纪末次冰川擦痕打破岩画的自然遗迹推测，北长滩村黄河岸边新发现的人面像集群岩画当产生于石器时代，且证明早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就繁衍生息着原始先民，人面像集群岩画随着黄河涨水而沉没、随着黄河降水而浮现的情景为探索中国文化源头《河图》《洛书》与岩画的关系提供了进一步佐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