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梨园：探寻根祖的故事

卫立业

悠悠古河东，梨园根祖风。

千秋遗绝唱，蒲乡今更红。

这是人们对中华戏曲之乡------河东的一首赞诗。

河东，古时泛指黄河以东，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山西省运城市的全部及临汾、晋东南地区一部分。这里，山河形胜，历史悠久，是尧、舜、禹帝王之都的所在地，“古中国”的所在地，也是中华梨园戏曲文化的根祖地。

（一）

戏剧的定义是“以歌舞演故事”，戏剧的前身是歌舞、乐曲和说唱。中华民族最早的歌舞乐曲诞生在河东大地。

远古时代，据《山海经·大荒北经》和《孔子三朝记》载，黄帝与蚩尤为争夺河东盐池（唐之前称猗氏之盐），在“冀州之野”交战时，曾用夔（kuí，葵。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独脚的龙形怪兽）皮作鼓，敲击鼓点，激励将士英勇奋战。黄帝斩杀蚩尤，分屍於解。

虞舜是中华文明的奠基人。《史记·五帝本纪》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四海之内成戴帝舜之功”。舜帝继尧摄政后，重视河东盬盐为民造福，遂在盐湖边的卧云岗上抚弹琴弦，吟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后人为纪念舜帝爷的功德，不但在舜帝爷当年月夜抚琴的卧云岗，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池神庙，而且又专门修起了一座海光楼，楼下建起歌熏台，勒石立碑，以作纪念。

清乾隆年间编撰的《解州全志·州志》在论及“解梁故城”城名的释义时，说了三个“或”字：① 解音蟹（xie，谢），或曰解，以蚩尤题解名；② 或曰：州治古有迎熏阁，盐池内传有舜弹琴处，盖取解阜（物阜民丰）意；③或曰：三门未凿，地接水，号渤澥，水去多泽梁，故曰“解梁”。又曰：“解县属河东郡，故城（指解梁城）在今蒲州桑泉县东南。”（即今临猗庙上乡城西、城东两村之间的解城遗址）。

（二）

春秋战国时，河东民歌《魏风》、《唐（即今山西翼城、曲沃一带）风》收录入《诗经》。《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魏风·伐檀》唱出了古魏先民对社会不平的讽刺。《唐风·鸨羽》最早反映了河东盐工劳作的辛苦。

有些诗歌虽“风”不同，但歌唱的亦为河东的人文风物。如《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周南·关雎》，描写了爱情追求中的苦与乐。《毛诗序》以为是吟咏“后妃之德”的；朱熹的《诗集传》更将其落实到周文王和他的妃子姒（sī，四）氏身上，由此衍生出成语“天作之合”，其故事就发生在临猗吴王古渡与陕西合阳洽川之间的河滩上。《诗经》中的《曹·下泉》一诗：“芃茫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虽系曹国（今山东定陶西南一带）之民歌，但揭露的却是曹国被宋所灭后，臣民因感伤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以强凌弱，小国得不到保护，而怀念周初四方诸侯前来朝觐（音jin，近。取朝见·朝拜之意），天子令郇伯出面慰劳的情景。郇伯为周文王第十五子（一说十七子），名姬葡，曾封郇（今临猗）为爵，建立郇国，后被晋国所灭。

《诗经》中的《风》是周代多地的歌谣，有“十五国风”，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诗经》之精华，更是华夏民族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诗经》除《风》外，在内容上还包括《雅》《颂》两部分：《雅》分《大雅》和《小雅》，《大雅》是诸侯朝见天子时所用的诗歌，《小雅》是天子宴请贵客时所用的诗歌。《颂》分《周颂》《鲁颂》及《商颂》三类，是祭祀宗庙的诗歌。由此出现了祭神祀天的傩舞，“傩”（音nuó，挪），旧时是迎神赛会，驱逐疫鬼的一种迷信活动。

（三）

秦汉、三国到南北朝，河东又是散乐、百戏技艺的活跃地区。前些年，我去洪洞县广胜寺参观，水神庙明应王殿内南东侧有幅闻名遐迩的元代散乐戏剧壁画，画的即是唱戏酬神的场面。壁画最上面是题记，记载了北霍渠水利人员和绘画待诏的姓名，题记下是黄底绿边的边幅，上款是“尧都见爱”，正文大字为“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落款是“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四月。“尧都”指的是临汾平阳，“见爱”是这一带大家非常喜欢。“大行”应是大行院的简称，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有剧词曰：“我如今在此闷倦，你与我去叫大行院来，作些院本解闷”。“行院”也是男女演员的代名词。“散乐”原指周代民间乐舞，宋元以后亦指民间艺人。“忠都秀”是这个戏班中名演员的艺名。当年，临汾平阳的燕尔巷是乐户歌妓的聚居之地，也是著名的“散乐大行院所在地”。据考，除在洪洞广胜寺作场的“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外，还有在河津县北寺庄大禹庙作坊的大行散乐古弄、吕怪眼、吕宣、旦角刘青秀、刘元；在万泉县柏林庙作场的“大行散乐张德好”等。“燕尔巷”取《诗经·谷风》“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之意，戏曲艺人们在此饮酒作诗，赏花听曲，编写戏本，粉墨登场，可谓“梨园天堂”。

横幅下面是戏台。台的后面挂着帐幔，也就是现在的底幕，幕的两侧是上、下场的“鬼门”，底幕上挂着两幅布景，一幅画着蛟龙，另一幅上有一人持宝剑作斩蛟状，可能与水神的传说故事有关。

舞台上有方砖漫地，表明当时戏剧已正式登上舞台。画面中共有十一人，男五女六，一个没出场的演员撩起幕布正向外窥探，表明那里还有后台。前台的演员穿着戏剧化了的衣服，手里拿着刀、扇、牙笏之类道具，前排左起第二人眼睛周围涂着白粉，后排穿绿袍戴蒙古帽的画着眉毛，眼皮涂着白色粉彩。胡子有三种：有用线绳穿着的稀疏胡子，有沾贴的短胡子，有的已近似现在的髯口，这些就是当时的化妆。从人物的化妆上可以看出生、旦、净、丑等行当。乐器有三种：左角是一面大鼓，后排载白色蒙古贵族帽的正吹笛子，后排右起第二个女演员手持拍板在打节拍。后台的演员眉目清秀、娇小玲珑，显然是个女的。前排左右两边虽穿男装，但面容娇嫩，袍下露出小尖靴，是女扮男妆。中间的主角忠都秀身穿官服，是丞相级官员打扮，但聪明的画师给我们留下几处女性特征：且不说俊俏的面容和袍下的尖脚，除明示外还有两处暗示：一是耳朵下部有两个小白点，是耳环孔的痕迹；二是服装。据文献记载，元代服装男的右开襟，女的左开襟。忠都秀虽外着官服，里面的衬衣却是左开襟，所以忠都秀定是女性无疑。元时许多著名演员如“朱帘秀”、“燕山秀”、“荚蓉秀”等都是女性，只是后来又倒过来，由男演员扮女性，称为“男旦”。直到现在，京剧还有男旦，而越剧、晋剧等，仍以女扮男装为主。

元代这幅散乐壁画自被发现，就倍受青睐。我国著名的戏剧家田汉、张庚、郭汉城、吴晓玲、刘念茲、周贻白、马少波以及日本的戏剧专家都来此参观、考察过，许多名演员慕名而来。多种书刊、杂志都登过照片或以这幅壁画作封面。中国历史博物馆有它的临摹品，被编进《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戏曲通史》，称它是“研究元代北杂剧演出面貌的唯一形象资料”，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四）

唐时，唐玄宗设教坊，兴梨园，招收戏曲人才。运城市闻喜县礼元镇因唐代曾有梨园而得名，是唐玄宗设在河东的“戏剧分校”，现“唱戏凹”遗址尚存。

宋金时，河东的锣鼓杂戏盛极一时。山西省南部已出现戏剧艺术的萌芽，据建于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的临猗县上里村龙岩寺寺观碑石载：“自有龙岩寺即有杂戏”。锣鼓杂戏又名饶鼓杂戏，其源于何时，众说不一。一说唐初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于河东，驻军柏壁（今新绛县境内）作《破阵曲》，命军士七百余人披甲执戟而舞，借以庆功慰军；一说唐贞元元年四月，马明王（马燧）在猗氏平灭李怀光所作的《定难曲》，一说是宋代《村落百戏》之一，起于宗真宗“请关羽斩蚩尤”的神怪放事。锣鼓杂戏的剧目以军事题材为主，流传至今的有《伐西岐》、《乐毅伐齐》、《七首剑》、《鸿门宴》、《战昆阳》、《铜雀台》、《火攻计》、《三请诸葛》等一百多个剧目。锣鼓杂戏的音乐唱腔、表演、乐器设置保留了金、元杂剧的早期形态。唱腔为吟诵体 ，偶而唱之，字多腔少。角色均属男性，不分行当。每剧数十人，人物登场时先自报家门、寥寥数语，各述性格特征，继而演义故事。曲调有越调、宫调、油葫芦调等。无弦乐，由锣、钹、鼓、唢呐组成，主奏为大鼓。表演程式化，动作台步亦有固定的程式。至今临猗、万荣仍有锣鼓杂戏的遗响。

元代是杂剧活动的高峰期。从原猗氏县南原头（今临猗县关原头村）走出的戏曲大师关汉卿，史称“元曲四大家之首”、“梨园领袖”，一生创作杂剧作品六十多种，今存杂剧二十一种（含残剧三种），散曲小令五十七首，套数十四套（含残套二首）。不仅创作最丰，造诣最高，而且也是今存作品最多的人。一代“曲圣”耀梨园，从山西河东地区目前保存的众多戏曲文物中，均可观赏到元杂剧当时的演出盛况和遗韵。古戏台是研究我国祭祀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宝贵的实物资料，中国现存的八座元代古戏台，均在山西境内，永济市董村二郎庙元代戏台，更是受人注目。芮城县永乐宫出土的潘德冲石椁元杂剧线刻摹画，再现了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这位河东全真教领，率十八名弟子拜谒成吉思汗时的情景。

（五）

元末明初明成祖“靖难”之后，蒲剧随即而萌生。

明太祖朱元璋太子早亡，传位长孙朱允炆。后四子燕王朱棣篡夺帝位，号永乐皇帝。许多大臣反对，而以文学博士方孝儒最烈。朱棣要他起草即位诏书，他不仅不写，反而痛骂朱棣。朱棣怒道：“你若不写，灭你九族！”方孝儒说：“十族何惧！”朱棣说：“就灭你十族！”但亲属、近亲只有九族，朱棣杀了方孝儒，诛其九族后，便把方孝儒的学生作为十族流放到今永济市蒲州当了乐户。这些人有文才，会编戏，戏文编得有情有趣，戏演得有声有色。黄河三角地带的民间艺术本就高亢豪爽（如临猗吴王的桌子戏《面对黄河一声喊》，即生动展现了黄河岸畔的原生态形象），加之对永乐王朝不满，演的戏辣味干足，慷慨激昂、紧锣密鼓、热闹红火，被老百姓称作“乱弹”。

蒲剧吸收了锣鼓杂戏的艺术因素，保留了元杂剧的一些曲牌。至明代中期，已逐渐成熟并唱红京城。明嘉靖年间，蒲州人杨博在京任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从蒲州带去大批艺人，人称“三斗六升菜籽官”，意即官小，还是假的。戏班中以“义和班”最有名。杨博五十大寿时，编演了《忠保国》一剧。剧叙明穆宗死后，太子年幼，李艳垂帘听政。其父李良阴谋篡位，艳妃欲让帝位与其父。定国公徐延昭、兵部侍郎杨波，在龙冈阁严词陈阻，艳妃执意不听，定于八月中秋让位。后来李良封锁昭阳院，李艳妃醒悟，宫中侍女、徐延昭的女儿徐千金，相劝艳妃写了诏书，并设计在娲皇楼上用箭射入杨府，杨波命义子快腿赵飞到蒲州搬来杨家兄弟兵，最终铲除奸佞，朝廷平安。当时赵飞搬兵，曾途经官道樊桥站（今临猗庙上乡新城堡村），并在此换马。

此剧的编演自然是为杨博歌功颂德的，在京城与故乡均享有盛誉。历史学家吴晗1963年观看晋南蒲剧青年团演出后，写下“嘉靖蒲梆久擅扬”“京城又听义和声”的诗句，表明蒲剧艺术源远流长。

明代中期，蒲剧逐渐成熟，清代达到鼎盛。名伶魏长生，薛四儿在京声名远播。同治年间，侯俊山、张世喜、“盖天红”、“水上漂”等享誉京华。特别是郭宝臣演技出众，名震京华。

蒲剧须生泰斗郭宝臣（临猗北景村人），原名郭栋臣，艺名“元元红”，曾称雄北京剧坛三十年，演唱剧目三百多本，《金沙滩》、《浔阳楼》、《失街亭》、《探母》、《寄子》”等，均为得意之作。时人描述郭宝臣的演唱声音，“大而岩者若黄钟，激而昂者若变徽，翕而和者若南吕，凄而幽咽若‘水下滩’，哀哀苦诉若‘巴峡猿’”。观众感叹：“除非你听过，其美妙传神语言难以讲述”。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美国维克多唱片公司曾为其录过一批唱片。戏剧评论家瘦碧生称：“郭宝臣的梆子戏“须生中之集大成者”。近代著名戏剧家张伯驹在天津看了郭宝臣的戏，惊叹不止，留诗书怀曰：“韵醇如酒味堪夸，疑是清明醉杏花；均道绝艺‘元元红’，《辕门斩子》胜谭家。”“谭家”，指的是皮黄腔（现称京戏）台主谭鑫培。谭出身伶人世家，父子两代在京城梨国，以“叫天子”“小叫天”驰名，京人夸他“集众家之特长，成一人之绝艺。自有皮黄以采，谭氏一人而已”。在京城戏剧界可谓头把交椅。他服谁？看了郭宝臣的《探母》、《斩子》、《天门走雪》，他服了。看了《空城计》，对郭宝臣“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日本学者在京看了郭的戏，称郭为“梆子泰斗”，“与皮黄界主谭鑫培齐名，谭亦折服之”。梆黄对峙局面在京渐次形成，《听春新咏》曰：“二黄、梆子，娓娓可听，各臻神妙”。这应是公允平持之论。郭宝臣戏名日隆，曾任清宫升平暑教习，被传进宫，为皇家演出。仅光绪二十二年一年内，戏班即五次进宫献演。慈禧太后看后，授予郭宝臣五品冠戴，赏四品衔，赐黄马褂一件，这应是相当高的待遇了。郭宝臣演技登峰造极，《伶史》叹曰：“特恐郭先生殁后，中国竟无慷慨悲壮之雄风，则不良可哀也！”

（六）

蒲剧作为一种地方剧种，自明代形成之后，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流播至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地，深受群众喜爱。

特色之一是唱腔慷慨激昂，腔高板急，激越火爆，有着振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伴奏音乐以枣木梆子击节，节奏感强烈，适于渲染气氛。

特色之二是表演底蕴深厚，丰富而精彩。蒲剧“四功五法”（即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科学、合理、规范、讲究。翅子、翎子、稍子、胡子、鞭子、靴子、帕子、袖子、杆子等，皆有绝活，具有较高观赏性。

特色之三是行当齐全，生、旦、净、丑配置完善。多数演出团体都配有A、B双角，大戏、小戏都能演，文戏、武戏不挡手。

特色之四是演出剧目丰富，一般剧种无法相比。

特色之五是阵容强大，人才济济。宣统三年，京城评选“戏剧八杰”，梆子戏郭宝臣、侯俊山名列其中。民国时期，杨登云、袁筱亭、孙广胜、王存才、毕业生、筱兰香、贾悦法等一大批名家驰骋蒲坛。蒲剧以这些名演员为中心，极大的抬高了声誉，扩大了影响。

传播之路，主要是“商路”与“军路”。

所谓“商路”，即晋商尊关公为“武财神”，在全国各地修建了不少关帝庙、山西会馆和戏台，多请家乡的梆子戏前来演出，以祭拜关公，助推发财。

所谓“军路”，即借助军队行进路线进行传播，或在军队长期驻扎地开展演出。明朝在辽东部署有大量军队，军需品通过蒲州、太原、张家口至辽宁朝阳商路运送。政府“借褒关羽，以张汉治”，联合晋商，大量修造关帝庙和戏楼，上演晋商带去的山陕梆子，使蒲剧随“军路”得以传播。抗战时期，傅作义将军（今临猗县安昌村人）在绥远成立蒲剧戏班唐声社，编演抗日现代戏《百灵庙》《卢沟桥》。1939年，延安组建民众蒲剧团，名须生许民智曾在枣园为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演出《出棠邑》。

蒲剧流播各地，与其他艺术融合，衍生了许多新的剧种。如北京的京梆子，天津的卫梆子，河北的直隶梆子，西安、兰州的山陕梆子，山西的中、北路梆子等，都与蒲剧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七）

新中国成立后，蒲剧艺人大回归，山西省成立了蒲剧学社，地、县级蒲剧团实力得以增强。1959年晋南蒲剧院成立，荟萃蒲别精英，开创了建国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当年，为纪念剧作家关汉卿诞辰七百周年，由老一代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兰（临猗县临晋镇西关村人）领衔主演，闫逢春、张庆奎、杨虎山、筱月来五大名演员以及筱嫒娜、吴永胜、武兴栋联袂主演的电影《窦娥冤》，红遍全国大江南北。

1970年分专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运城与临汾作为“蒲苑两壁”，文化戏曲事业得到更大的繁荣与发展。由蒲剧第二代名演员王天明、裴青莲、杨翠花、张保、梁慧芳、田迎春承前启后，第三代蒲剧“梅花奖”演员武俊英、王艺华、景雪变、吉有芳、任根心、郭泽民、崔彩彩成就突出。加上新梅花奖孔向东、贾菊兰等，已将蒲剧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以运城为例，1996年，由武俊英领衔主演，吉有芳、郭关明，裴青莲联袂主演的蒲剧电视连续剧《西厢记》，获全国戏曲电视剧“飞天奖”和“展播奖”。2015年由景雪变领衔主演的《山村母亲》，荣获世界民族国际电影节金奖。2019年由王艺华领衔主演，贾菊兰等名家联袂演出的《枣儿谣》，入围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从山西出发”单元。另外，还有一大批“小梅花”源源不断地涌观出来，为再铸蒲剧辉煌提供了人才保证。

蒲剧作为山西梆子戏的一种，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蒲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进入中国戏剧殿堂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招生目录。蒲剧表演艺术已成为河东众多文化符号中一张靓丽的名片。

本文作者系临猗县政协原副主席，县关汉卿戏曲文化研究会会长，县三晋文化研究会顾问。近年来，编著出版有《商祖猗顿》、《从临猗走出的戏曲大师关汉卿》和《古郇集韵》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