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流通券背后的金融史

——闽粤赣边老同志叶冠的流通券记忆

这是一张略显沧桑的纸券，紫红色双面印刷，正面图案的四周有一条花边，中间有一大五角星和小红五星，并有“闽西”“军民合作社”“流通券”“拾圆”“拾”等字样及“101333”的阿拉伯数字编号；背面图案为工农兵和花卉图，印有“10”“1949”字样。此券边缘见极轻微磨损，正中有折痕，纸面有些许污渍，整体保存良好。这张纸券官名叫做什么？它出现于什么年代？有什么历史背景？主要用途又是什么？这一切，将在原闽粤赣边老同志叶冠的回忆中一一揭晓。

叶冠，1929年出生于广东梅县梅南镇竹子排村，尽管已年近90，仍然耳聪目明，声如洪钟。作为原闽粤赣边区军民合作社闽西分社的出纳，研究闽西地区的革命金融史，成了他离休后最大的兴趣爱好，而在这其中，当年在闽粤赣边区发行的流通券更是他刻骨铭心的宝贝。

辞旧迎新向光明

“1945年9月，我考入梅城的广东省立岭东高级商业职业学校读书，相当于现在的中专院校，读的是财经专业。一年后，学校迁回汕头续办，我随校前往。那时，学校聘请了许多优秀老师，有不少是地下党员，其中我接触较多的是何春发老师，他经常送一些进步的书报给我看，如《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闻一多的道路》，还有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也会给我们讲一些革命斗争的形势，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1948年5月，我和几位同届同学考入了国民党当局开办的汕头市物资配售处，我被分配在会计科任记账员。”

“1949年5月，大埔和梅县相继解放。从报纸上看到家乡解放，我很高兴。就在这个时候，何春发老师找到了我们这些商校出来的学生，说闽粤赣边区很需要财会人员，希望我们能回去工作。”早就想参加革命队伍的叶冠听老师这么一说，当即决定响应老师的动员。“我们班算上我有四个人响应了老师的号召，都决定跟着老师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工作。”一下子这么多人要从秘书处辞职，总得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那么叶冠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就说我们要去南洋升学深造或谋生，向配售处递交了辞职报告并得到同意，月底的时候，我们办好辞职手续。”1949年6月8日，叶冠等七人在老师杨树森的带领下，登上了离开汕头的船逆韩江而上，开始全新的生活。

“6月11日，我们抵达大埔县城茶阳，本来我们想去边区党委开办的财经干部训练班学习，但听了大埔军民合作社经理丘存坚的介绍后，得知边区党委已迁往梅县，大埔的财经干部很缺乏，而我们原来都有上过财经的课，丘存坚便建议我们不必去财经班学习，最好能留在闽粤赣边区军民合作社大埔分社工作。我们大家研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留在大埔。6月14日，我正式参加工作。”

叶冠在大埔工作的时间极短，“闽粤赣边区军民合作社在永定也成立了闽西分社，李一氓任经理。6月19日，李一氓委派廖梅林来大埔领取由大埔分社代印的闽西流通券，同时向大埔分社表示，闽西分社人员缺乏，希望大埔分社能尽量给予支持。”大埔分社经讨论，决定由汕头上来的七人中抽出三人前往闽西，以自愿报名的方式。“当时报名的，有我、陈长江和黄冰三人。6月21日，我们带了五万多元的流通券来到闽西分社。我被分配到金融部任出纳，负责管理分社本部的现金收付、金银外币兑换工作和保管工作。”自此，叶冠和闽粤赣边区军民合作社闽西分社及其发行的流通券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闽粤赣边区军民合作社

闽西分社成立始末

闽粤赣边区军民合作社是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财经委员会根据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和中共华南分局的指示，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建立的一种临时过渡性的经济组织。

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成立后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春季攻势，解放了边区农村广大土地，建立了许多区、乡人民政权，革命队伍不断壮大，供给问题急待解决。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经济崩毁，金圆券急剧贬值，商民拒用，市面交易多以大米、银元或外币计价，群众生产、生活极为不便，迫切要求政府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虽然中共闽粤赣边委曾于1949年2月间在潮汕地区揭西县河婆镇建立了裕民银行并发行了裕民银行流通券，但由于形势发展快，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3月下旬，中共香港分局计划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华南地区建立南方银行，发行流通券。4月始，中共香港分局即组织力量，做好建立南方银行的各项准备工作，但因我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击沉了英国的一艘军舰（指紫石英号，该舰并未被击沉，但也重伤搁浅。几个月后趁台风过后长江水涨的机会，该舰逃离长江水域），港英当局就开始干预我们南方银行的筹备工作，各项工作基本被冻结。中共华南分局出于现实考虑，决定将成立南方银行的各项准备工作移至潮汕地区的揭西县河婆镇进行。同时发出指示，建议闽粤赣和粤湘赣两个地区可以先成立各自的银行，发行自己的钞票，闽粤赣边区可以在裕民银行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和提高。”

然而，与潮汕地区许多县已成立人民政权，市场交易多以港币计价等条件相比，粤东和闽西当时尚未建立县级以上人民政权，印刷条件较差，市场交易多以米谷或银元计价。“边区党委领导反复研究后，认为闽粤赣边尚不具备建立正规银行并发行正式钞票的条件。同时，鉴于边区党委和边纵在人民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可以沿用解放区的做法，建立军民合作社，由边纵授权军民合作社发行边区钞票，军民合作社作为边区人民政权成立前的一个过渡性组织。为了保证边区钞票币值的稳定，军民合作社应建立贸易部门，在边区农村圩场买卖物资，带头使用和找换边区钞票，同时对合作社的机构设置，发行钞票的名称、面额、图案、币值作了规定。”

根据规定，在边区设军民合作社总管理处，在地区所在地设分社，在县和重要集镇设支社或办事处。“5月上旬成立大埔角军民合作社，6月在大埔设立闽粤赣边区军民合作社大埔分社，后来陆续在百侯、湖寮、三河、梅县等地设立分社，闽西分社是在6月18日成立的，内设金融部和贸易部。金融部主要发行闽西流通券，同时开展机关存款、财政拨款、企业存贷款和收兑金银外币等业务，贸易部则派员前往茶阳采购日用品和副食品等，做好市场物资供应。21日和25日又设立了永定办事处和峰市分社。后来，当闽西南联合司令部组织人员前往上杭接收政权的时候，我们闽西分社也派人前往，准备将分社建到上杭去，结果到了稔田的时候，获悉国民党胡琏残部已占领上杭县城，我们随即撤回永定。”

胡琏残部袭扰闽西，闽西南联合司令部开始了与其的转移周旋。“我们是管钱的，机关部队要用钱，都要由范元辉同志批后，由我们付钱给他们，因此我们就和联合司令部于7月10日转移至岐岭，永定办事处则随永定军管会转移到农村隐藏，峰市支社转移到湖寮。7月下旬，我们转移到奥杳和南中山区，此后再转移至平和芦溪一带。8月初，边区党委让我回到大埔，住了一个多月。9月8日，上级决定撤销中共闽粤赣边委，闽粤赣边区军民合作社闽西分社及所属单位亦随之撤销。”

关于闽西军民流通券的记忆

“合作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行流通券，这是一项十分重要、复杂、细致的工作，从筹备之初就一直受到边区党委领导的重视。为了积累经验，从大埔角军民合作社成立时，即开始发行流通券。流通券最初由大众报社的肖红野用铁笔和蜡纸在钢版上刻制图案，再由财经班学员用手工和油墨印刷，印出来的图像模糊不清，效果不好，不能使用。后来我们请百侯的肖山下用木版刻印，多次修改后，图像清晰，效果不错。经边区财经委领导审阅同意后，由赖钧等人再用手工油墨印刷，用钢笔手写编号。发行初期以一元券为标准券，辅以五角、一角、五分券，每元以二十二司马两糙米的价格计算兑换。5月19日，一元和一角面额的流通券正式进入市场试用，一试用，还是发现了问题，有不少群众认为油墨印的流通券容易受热变软，手摸会使票面模糊，而且币值是以当时的米价计算，不好掌握，也容易发生差错，边区党委领导遂决定暂停发行，已发行的按当时干训班食堂的米兑换收回。”

这两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大埔县城的解放给流通券的发行重启带来了福音，“大埔县城有一家设备较好，可以印刷各种票证的印刷厂，我们接管过来了，沿用肖山下为大埔角流通券制作的木刻版，增制十元、五元、一角和两种五分的印钞版，开始印制大埔流通券，最终在大埔发行的流通券面额有五元、一元、一角和五分四种。同时，鉴于此前以米计价的方案群众意见较大，遂改为以银元为本位，确定每元流通券等于民国三年的银元一角。”

“因为时间紧，人才缺乏，我们闽西的军民流通券也委托大埔文化印务局印制，图案和大埔流通券一样，为了区别开来，我们分别在各自发行的流通券上盖了‘闽西’‘大埔’以作区分。由于大埔使用了先行印制好的五元券，因此闽西发行的流通券里就没有五元券，而是使用了较迟印制的十元券，加上一元、一角、五分，就构成了闽西流通券的四种面额，版别有六种。闽西流通券原计划发行十万元，后因时间紧迫，加上后来形势变化，实际共印制77290元，其中十元券2783张，一元券44600张，一角券42000张，五分券13200张。因有5300元的流通券票面上未编号，所以实际发行总额为71990元。这些流通券一部分由李一氓在闽西分社成立时带到永定，剩下的则由廖梅林来大埔要人要钱时一起带走。”

“按照规定，流通券是闽粤赣边区的法定货币，每十元等于民国三年银元一块，在闽粤赣边区已解放的地区均可流通使用，如需到外地采购，可兑换银元或外币。但是后来，我们在研究闽粤赣边区金融史的时候，在流通券币值的问题上曾有过不同的意见。闽西分社的布告写明十元流通券等于民国三年的袁大头一块。但是大埔分社的布告没有找到，档案也没有，再加上大埔流通券五元、一元、五分面额的一部分票面上盖有‘银元’字样，所以我们在研究这段时期的财经史的时候，大埔那边就有人认为一元流通券等于一块袁大头。实际上，根据1949年6月24日出版的《梅州日报》登载，大埔发行的流通券，就是1元流通券等于银元一角，后来我找到这张报纸，就把报纸寄给了大埔的同志。”

再次返回闽西

“中共闽粤赣边委撤销后，边区党委‘分家’，边区党委机关干部和干训班学员，三分之一到广东，三分之二到福建，于是，我再度回到闽西。因为当初与胡琏兵团周旋的时候，闽西军民合作社有很多东西都寄存在永定山区，现在解放了，军民合作社也撤销了，这些寄存的东西都要拿回来，财产账目要清理，钱物要移交，所以我和李民（即李一氓）、陈长江等先回永定把这些东西拿回来，并通知峰市分社和永定办事处的负责人赖钧、罗家豪回到永定，研究如何做好账目的清理和财产的移交工作，要求在9月18日前，峰市支社和永定办事处做好账目清理财产移交工作，月底正式撤销闽西分社并做好全部的账目清理和结算工作。10月1日，分社将所有现金库存及账表凭证、印信移交给中共闽西地委财委会接收，顺利地完成了党赋予我们的任务。闽粤赣边区军民合作社开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业务活动也不算多，但在直接发行流通券、兑换金银外币、拨付机关部队经费，支持贸易部开展物资交流、便利市场交易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闽西分社的撤销，闽西流通券亦停止发行。但由于当时龙岩原国民党的银行已经停业，金圆券和银圆券已停止流通，而中国人民银行又因种种原因尚未建立，人民币在市面还很少流通使用，市场交易和各单位记账均以银元为单位计算。为适应工作需要，中共闽西地委决定，成立闽西地委财委会供应处，下设总务、物资和金库课，闽西流通券仍可继续在市面流通，并按每十元流通券当银元一元使用。

“1950年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龙岩支行成立后，开始银元牌价为每元兑人民币2000元，流通券按每元兑人民币200元。从3月18日起，按上级规定每元流通券兑人民币一千元的价格收兑流通券，至1951年10月共计收回59985.80元，于1952年上交福建省分行销毁，尚有未打号码的一元、一角、五分等券共计5300元未上交。1952年以后又收回322.65元，其中含部分大埔角和大埔分社的流通券，合计仍有5622.65元由龙岩人民银行保存。”自此，闽西流通券结束了历史赋予其的任务，叶冠则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龙岩支行的一名员工，历任人事干事、人事副科长、训练班副主任、秘书科长等职务。1958年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永定支行副行长，1980年成为该行行长。

1983年10月，叶冠调任中国人民银行龙岩地区中心支行任保险科长，“当时，龙岩中心支行的储蓄科长要去外地参加学习，我就暂时帮他代管储蓄科的工作。”这次代管，叶冠竟有了意外的收获，“当时，龙岩支行出纳股的管库人员在整理库存的时候，发现了原本没有上交到省里去的流通券。管库人员觉得这些流通券已过期了没有用，因而要求给予销毁，销毁清单都做好了。当他把清单给我看的时候，我说，这些是闽西分社发行的流通券，很宝贵，不能烧，才把这些流通券保留了下来，这些流通券对后来研究革命金融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这些流通券都上交到省人民银行和钱币学会去了，龙岩博物馆、永定博物馆各收藏了一套，但10元面额的流通券都已经上交，所以这两家博物馆收藏的流通券都没有10元面额的。”

闽西流通券，对闽粤赣边区及后来闽西地区的生产、贸易，乃至活跃城乡经济及支援解放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叶冠与它们相处的时间不能算很长，但朝夕相对之下，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大半辈子与金融工作打交道，研究、搜集和整理闽西革命时期的货币金融史料成了叶冠离休后的最大兴趣，或也正因着这些研究，89岁的他依然思维活跃，逻辑清晰。采访的时候，他不时地拿出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论据充分，论证清晰，更包含着一位老金融人对革命金融史的深深眷恋。（新周刊记者 段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