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君子”在文人画中的艺术表现与品格体现

“四君子”与文人画

文/余长城

自《周易》《诗经》中出现“君子”一词，孔子治六经，将君子定义为品行高尚之人，两千多年来，君子已成为中国道德人物的最高典范。所谓人物，本指人与物，后泛指有才德名望的人，或人的品貌风度，以物类人，合称人物。

以物类人有两种，一种是以器物类人，一种是以动、植物类人。以器物类人的词语，有“大器晚成”“守身如玉”等；以动物类人的词语，有“龙马精神”“鹤立鸡群”等；以植物类人的词语，有“松筠之节”“兰心蕙质”等。其中，文人尤其喜欢以自然界的植物或玉石自喻。在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承中，用来比喻君子品行高洁的植物通常有兰、梅、菊、竹、荷、松等。

明代万历年间著名的书籍商、出版商黄凤池编辑出版有《梅竹兰菊四谱》，从此，梅、兰、竹、菊被世人称为“四君子”。但四君子并不是四时君子，因为竹不代表夏季，竹也是“岁寒三友”之一（南宋赵孟坚作《岁寒三友图》），梅不仅被赞美傲寒，也被赞誉迎春。“四君子”分别代表人物的四种品质：傲、幽、澹、逸。

“四君子”既然是因画谱而成，当然也并不能代表全面，不能说中国画中就只有这四位君子，也不能代表文学作品中被称为君子的其他植物、器物。例如，中国画和文学作品中被称为君子的还有玉、石、山、荷、松、桂等。

中国画的分类，总体上可分为人物、花鸟、山水三大类，历代分类又有分为六门、十门、八门、十三科的。中国画的历史发展，本来是以人物、花鸟、山水为顺序的，但是山水画的成就却是最高，花鸟其次，人物最末。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导致中国画以山水为宗，特别是文人画自宋朝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文人以笔墨作画，色彩次之，追求写意而不追求写实，这就是为什么在花鸟画中会出现大量的墨兰图、墨梅图、墨竹图，而事实上是没有黑色的兰花、梅花和竹子的。

推动文人画发展的重要人物有两位，一位是北宋苏轼，一位是明代董其昌。在“唐代十大画家”中，王维的绘画成就并不是排名最靠前的，成就最高的是“画圣”吴道子，其后是周昉、阎立本和李思训。唐代不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出现了十几位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人物、山水和花鸟画家。至五代十国时西蜀和南唐出现宫廷画院，到北宋统一后继设宫廷画院，中国画迎来第二个发展高峰。苏轼非常推崇王维的山水画，称其“画中有诗”，开文人画之先河。明代董其昌以禅论画，把山水画分为南北二宗，称李思训为北宗始祖，王维为南宗始祖。元代之后，南宗渐成主流，董其董将王维、董源、李成、米芾、“元四家”前后贯穿，组成文人画系。自元代起，文人画中开始题诗；到明代文彭时期，文人画中必有诗、书、印，“诗、书、画、印”被称为文人画四要素。

黄凤池略晚于董其昌，其时文人画已一统江湖，董其昌之前更有“吴门四家”“江南四大才子”，继承王维、董源、李成、米芾、“元四家”文人画风。因为历代文人画中，画石、荷、松的并不太多（且石、荷、松常与其他花、鸟、人物画在一起），而专画梅、兰、竹、菊的画特别多，故黄凤池将其辑成《梅竹兰菊四谱》，遂有“四君子”之称。

2020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