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解读马家窑文化半山期锯齿纹彩陶的起源

　　摘要：锯齿纹彩陶在公元前四至三千纪盛行于中亚地区的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也是公元前三千纪后期马家窑文化半山期彩陶的标志性特征。半山期锯齿纹彩陶的突然流行，主要应是受到中亚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间接影响的结果。

　　锯齿纹是由连续三角元素组成的彩陶纹饰，流行于马家窑文化半山期，是半山类型彩陶标志性特征，也少量见于同时的菜园文化和稍晚的马厂类型早期。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J.G.Andersson）发现半山彩陶后，曾提出锯齿纹是一种特殊的与葬礼有关的“丧纹”，但60年代严文明等在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房屋内也发现这类彩陶，证明“丧纹”说没有根据。李水城曾对半山类型的彩陶锯齿纹做过系统研究，并提出其来源于当地或内蒙古中南部。本文试图论证锯齿纹彩陶的主要源头实应在中亚地区。

　　一

　　马家窑文化是分布于甘青宁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可分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诸期。其中半山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2200年，又分半山类型和宗日类型，前者分布在甘肃中部和青海东部，典型遗存有广河半山和地巴坪墓葬，兰州青岗岔居址、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土谷台早期墓葬，康乐边家林、景泰张家台墓葬，柳湾“半山类型墓葬”，循化苏呼撒“半山文化墓葬”等；后者分布在青海共和盆地，以同德宗日遗存为代表。前者陶器以黑红复彩彩陶占绝大多数，后者除此类“半山式”彩陶外还有更多粗糙而独具特色的紫红色彩陶。半山期彩陶器类有小口高领壶（罐）、单耳或双耳长颈瓶、侈口鼓腹瓮、小口高领瓮、弧腹或鼓腹盆、单耳罐、双耳罐，以及敛口钵、带管状流或不封闭流的钵或盆、鸮形壶、双口壶、单把杯、鼓等，基本均为平底器，个别为圈足器。

　　 李水城将半山期锯齿纹彩陶细分为三类，即齿尖朝上的狭义的锯齿纹、齿尖朝下的倒锯齿纹、齿尖上下相对的对齿纹。这些锯齿纹均为黑彩，齿尖多朝向带状红彩，形成黑红复彩构图，也有的齿尖朝向带状黑彩。锯齿纹常与直线、弧线、圆点等其他元素共同组成横条带、竖条带、斜条带、波折带、波弧带、漩涡、圆圈、菱块、葫芦形、贝形、蛙形、十字形、毋字形等繁复题材，构成器物颈、腹部主体图案，甚至还常见于器物内壁。同样依据李水城的研究，半山期和马厂早期锯齿纹可分为五小期，如果将李文半山一、二小期合并为早期（图一，1～3），半山三、四小期合并为中期（图一，4～6），半山五期和马厂早期合并为晚期（图一，7～9），发展演变趋势就会看得更加清楚，总体来说锯齿及齿尖夹角由大变小，由大直角锯齿变为小锐角锯齿，最后退化为细密的毛发状锯齿。

　　严文明曾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分为四期，认为半山类型由马家窑类型之末的小坪子期发展而来。李水城指出不但小坪子期存在大锯齿纹和对齿纹，而且在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晚期文化中也有锯齿纹，实际就是认为锯齿纹来源于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我也曾倾向于这种认识。但仔细分析，马家窑文化小坪子类型其实很少见典型的锯齿纹，即如民和边墙等遗址所出个别锯齿上下相错的所谓“对齿纹”，毋宁说只是黑彩带上的留白折线而已。而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真正的锯齿纹极少，个别见于器物口沿内壁或颈部。总之，甘青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之前只是偶见似是而非的锯齿纹，与半山类型盛行锯齿纹的情况有很大差别。

　　二

　　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南部及附近地区，会发现那里锯齿纹出现甚早且非常盛行，演变脉络也很清楚。

　　 在土库曼斯坦南部的科彼特山脉北麓绿洲，分布着诸多盛行锯齿纹彩陶的农业文化遗存，包括阿尔丁特佩（Altyn-Depe）三至四期（第一发掘区第14至4层）、纳马兹加二期晚段至四期（NamazgaeII-IV）、吉奥克修尔（Geoksyur）晚期遗存等。其中阿尔丁特佩三期（第一发掘区第14至9层）、纳马兹加二期晚段至三期阶段遗存被称作吉奥克修尔类型，本身至少可以分为两段，即以阿尔丁特佩三期早段（第一发掘区第14至11层）、纳马兹加二期晚段为代表的早段，以阿尔丁特佩三期晚段（第一发掘区第10至9层）、纳马兹加三期为代表的晚段；阿尔丁特佩四期（第一发掘区第8至4层）、纳马兹加四期阶段遗存被称作纳马兹加四期类型。其实两个类型——亦即两个阶段实属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可暂称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该文化还延伸到伊朗东北部地区。

　　 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陶器主要有手制的钵、盆、罐、壶等器类，大多数在上中腹装饰彩陶，盛行以锯齿纹组成的菱形、十字形图案，也有圆圈、网格、三角、树纹，以及山羊、雪豹、禽鸟等动物纹。黑、棕色单彩或者黑、红复彩，复彩一般是先施红彩再画黑彩，锯齿纹基本都是黑彩。具体来说，吉奥克修尔类型早段彩陶流行复彩，锯齿大而少，往往四五个锯齿就组成一个三角形、菱形图案单元，锯齿齿尖夹角较大而近直角（图二，1～4）；吉奥克修尔类型晚段复彩减少，锯齿小而繁密，组成菱形、三角形、条带、折线条带等繁复图案，齿尖夹角由近直角向锐角变化（图二，5～11）；纳马兹加四期类型复彩少见，锯齿退化到细小密集，只在树纹、菱形纹、三角纹等主体纹饰边缘起到辅助装饰作用，已经不能构成图案主体，有的锯齿齿尖夹角进一步缩小而成毛发状（图二，12～19）。总体演变趋势是锯齿纹本身及其齿尖夹角越来越小，锯齿纹由图案主体变为非主体。

　　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按照俄罗斯学者基尔霍（L.B.Kircho）等的研究，阿尔丁特佩一期（纳马兹加一期类型）时当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5千纪末期至公元前3650年；阿尔丁特佩二期（纳马兹加二期早段或亚朗特佩类型）时当铜石并用时代中期早段，约为公元前3650～前3300年；阿尔丁特佩三期早段（纳马兹加二期晚段或吉奥克修尔类型早段）时当铜石并用时代中期晚段，约为公元前3300～前3150年；阿尔丁特佩三期晚段（纳马兹加三期或吉奥克修尔类型晚段）时当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约为公元前3150～前2700年。据俄罗斯学者马松（V.M.Masson）等的研究，阿尔丁特佩五期（纳马兹加五期类型）时当青铜时代中期，约在公元前2300～前1850年；则阿尔丁特佩四期（纳马兹加四期类型）或青铜时代早期的绝对年代就当在公元前2700～前2300年。而据科尔（PhilipL.Kohl）的意见，纳马兹加三至五期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3600～前3000年、公元前3000～前2600年、公元前2600～前2100年，勒孔特（O.Lecomte）和法兰克福（H.-P.Francfort）认为纳马兹加五期在公元前2500～前1800年，都比俄罗斯学者的年代明显偏早。我们结合两种年代方案，可大致将流行彩陶的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的年代取整确定在大致公元前3500～前2600年：纳马兹加二期晚段约为公元前3500～前3300年，纳马兹加三期约为公元前3300～前3000年，纳马兹加四期约为公元前3000～前2600年，总体大致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时期。至于在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体同时的纳马兹加五期类型当中，彩陶则已经基本消失（表一）。

　　三

　　由上可知，虽然在早于半山类型的马家窑类型和海生不浪类型等当中已有锯齿纹彩陶，但毕竟数量太少，与半山类型盛行锯齿纹的情况相去甚远。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倒是盛行锯齿纹彩陶，且和半山类型一样经历了锯齿纹本身及其齿尖夹角越来越小的演变历程，但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毕竟整体早于半山类型，而与半山类型期同一时期的纳马兹加五期类型已经极少见到彩陶了。如此一来，就很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中亚和甘青地区之间存在过深受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影响的一些文化，锯齿纹彩陶当为其突出特征，至纳马兹加五期中亚彩陶衰落时，这些以锯齿纹彩陶为代表的文化东向影响，与从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区来的文化因素一起融入马家窑类型，形成半山类型及其彩陶锯齿纹。

　　值得注意的是，曾在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发现过一件属于仰韶文化泉护类型末期的彩陶盆，上饰斜线纹和锯齿纹组成的菱形纹，中间填充菱形网格纹（图三，1），与纳马兹加二期晚段和三期彩陶有较大相似性（图三，2、3），年代当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暗示受到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影响的遗存曾经有可能分布在临近青海东部的地区，或许说有可能分布在从青海中西部直到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广大地区。实际上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最东也已经分布到了塔吉克斯坦，见于撒拉兹姆（Sarazm）等遗址，与塔里木盆地也就一山之隔了。此外，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的锯齿形或金字塔形纹还可能北向影响到草原地带，成为辛塔什塔（Sintashta）—波塔波维卡（Potapovka）—彼德罗夫卡（Petrovka）等草原青铜文化当中类似纹饰的来源。

　　但无论如何，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和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彩陶还是存在很大差别，前者弧线和直线纹并存，图案题材丰富，活泼多样，后者仅见直线纹，图案相对简单，规矩刻板；锯齿纹在前者只是作为辅助性纹饰，在后者曾一度构成图案主体。这当然是因为两者都分别是在当地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缘故，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交流而已。而且这种交流还必须穿过高峻的帕米尔山口，跨越浩瀚的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或许间接经过了若干尚待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才可能完成。以后加强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和柴达木盆地的考古工作势在必行。

　　 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J.G.Andersson）发现仰韶文化后，与土库曼斯坦南部的安诺（Anau）等遗址比较而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出彩陶文化在中国自东向西渐次拓展的图景，仰韶文化西来说的错误得到纠正，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和中亚彩陶文化之间实际可能存在的交流，而且这种文化交流还可能早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

　　 附记：本文所引外文文献，部分为2014年夏天我在德国考古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期间收集，感谢期间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王睦（MaykeWagner）教授以及陈晓程女士、魏骏骁（PatrickWertmann）博士等对我的帮助！

　　（作者：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