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明善堂藏石渠式澄泥砚

取一佳砚，胜于拱璧

文人案头的文房用具，往往不胜枚举，但若是问起文人们，其中与之最为亲密的案头小物，或许当以砚台为首。明代文人陈继儒说：“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如果对于美人而言，妆台务必置一铜镜，袖中务必怀一小镜，那么文人一生中，能与美人之镜相提并论的，大约就只有案头或者箱箧里的那方砚台了。无论是穷困潦倒时，还是科场得意时，甚至平步青云时，文人总离不开这么一方磨墨的砚台。

案头其余的文房或许能够脱却其实用性，徒留精美异常的装饰感，然而砚之一物，却总必须能够发墨贮水。文人们评价砚台的价值，也往往从其实用性的角度出发，也难怪清代文人张潮在《砚林小印》中感慨：“文人案头所罗列诸玩物，其为类也不一，然皆不切于日用，徒为观美而已。最适用者莫过于砚。”想必在张潮所生活的时代，文房用具近乎“文玩”，然而砚台却仿佛文人最忠诚秉直的端友，不肯流落成“徒为观美”的玩物。与文房四宝中其他“三宝”不同，笔、墨、纸更多的是消耗品，用之则总有尽时，而砚台坚密耐磨，几乎不会损毁，若是与某方砚台定下了“友谊”，则大多相伴终生，苏易简曾经感叹“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己”，大约也有同样的情怀。

卧牛端砚

所谓砚台，“砚”之一字就点出了它的价值所在。刘熙的《释名·释书契》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清楚明白地道出了砚台最为文人所看重之处在于其研墨之功。宋代文人、艺术家米芾在《砚史》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说：“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这是在在的中肯之语。若是砚不发墨，则其纹理流动的美感、斑驳变化的色彩以及华丽别致的雕工便都不值一提。

砚台发墨主要靠的是材质，中国自古有许多不同的材质皆可制砚台，漆砂、铜铁、玉石、泥陶……然而自唐宋之后，石砚逐渐变得最为流行。四大名砚之中，除澄泥砚之外，端砚、歙砚和洮河砚均为石材劈削、雕琢、打磨而成，而独独澄泥砚以淘洗过的细泥为材料，经过特殊烧制而成。从唐代到五代，澄泥砚蔚为流行，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载：“作澄泥砚法：以墐泥令入于水中，挼之，贮于瓮器内。然后别以一瓮贮清水，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干，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一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大小随意，微荫干。然后以刺刀子刻削如法，曝过，间空垛于地，厚以稻糠并黄牛粪搅之，而烧一伏时。然后入墨蜡贮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亚于石者。”足见其制作方法的考究与复杂。经过如此细致的制作，所形成的澄泥砚质地细腻，坚硬如玉，储墨不涸，积墨不腐。清人朱栋的《砚小史》载：“澄泥之最上者为鳝鱼黄、黄质黑章名鳝鱼，黄者色若鳝鱼之肚，又称鳝肚黄，较细腻发墨，用一匙之水，经旬不涸，一窿之墨，盛暑不干。”其中虽有些夸张的成分，但亦可从字里行间窥见上品澄泥砚的珍贵。由于澄泥砚以细泥烧制而成，可塑性强，因此其雕刻造型往往格外细腻，风格独具。

清 明善堂藏石渠式澄泥砚

这方清代澄泥砚出自明善堂所藏，底部镌刻有“明善堂珍赏”为记。明善堂为清代著名收藏家怡僖亲王弘晓的书房，曾历藏众多皇室秘宝。这方澄泥砚正是其珍藏之一，颜色为最上乘的鳝鱼黄，包浆浓厚，淳古可赏。整件作品造型为辟雍式，所谓“辟雍式”，源于西周天子所设之明堂。“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因而辟雍四面环水，圆如玉璧——这也是辟雍式砚台的造型特征：砚堂凸起，四周下凹犹如水池。这件辟雍式澄泥砚，砚堂留有研痕，砚池则依稀可见当年蓄墨余迹。砚台侧面环边圆雕三组博古兽面纹作为装饰，栩栩如生，又有薄雕博古兽纹饰带，与辟雍式这一古典的砚台形制相互呼应，古朴大方，韵味深厚。同时又配有红木砚盒，更显典雅珍贵。

清 海屋添寿端砚

除了澄泥砚以细泥烧制而成之外，其余三大名砚均为石质，其中由以端砚最受文人喜爱。依然是宋代苏易简的《文房四谱》，写道：“端砚，青紫色，琢之为砚，可值千金”，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的《蕉窗九录·论砚》认为：“砚以端歙为上，古端之旧圪下岩，天生石子，温润如玉，眼高而活，分布成象，磨之无声，贮水不耗，发墨而不坏笔者，为希世之珍。”可见其在文人眼中，价值胜于千金。端砚之所以如此受推崇，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质地。

吴昌硕款砚台（桥本关雪旧藏）

端砚之石采自端溪，其石性温润、纹理续密、发墨贮水、磨之无声、溜不损毫。张潮在《砚林小引》中提到，很难寻觅到完美的砚台，主要原因在于“其或宜于笔者，辄不肯轻易受墨。能发墨者，又往往不宜于笔。二者不可得兼。”能够顺畅磨墨的砚台往往对于毛笔也有磨损的伤害，而不磨损毛笔的砚台又常常不能轻易受墨，难以兼顾。然而上好的端砚就是一种既不损毫又易发墨的佳品，其温润程度犹如美玉，徐渭称赞端砚“端石之佳，生于水涯。温腻为玉，斯乃然也。翩翩公子，弄笔生花。”这种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端石的开采又极为艰险困难，苏轼在《端砚铭》中写道：“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簧火下缒，以出斯珍。”物以稀为贵之下，上品端砚又更加珍贵了。难怪徐似道《买砚》诗中说“俸余宜办买山钱，却买端州一砚砖”了。

清 高士年铭凤凰纹端砚

文人最爱的端砚，其中一方端砚更是清代高士年所铭。高士年，字斯亿，号云客子，侯官（今福州）人，清代文学家、书画家。据传，高士年曾为朱彝尊画竹，他为这方端砚所刻铭文同样为朱彝尊的《题端溪砚》：“云汉天，水石渊，金玉兼；柔而立，华而质，温如栗；雷霆驰，风雨迷，吾用之。”笔法足见其功力。其形制方正，简洁流畅，砚堂与砚池自然过渡，更显其温润的气质，柔美的下沉曲线与烟台整体挺拔的直线形成鲜明对比，落落大方，极富形式美，与端砚质地暗合。这方端砚形制简洁质朴，而雕刻却不失清代华丽的特点，边沿雕刻连绵的云纹，柔美而富有韵律，砚池处则薄雕一只鸾凤，在云间翩翩起舞，轻盈潇洒，顿时中和了砚台的厚重感，可谓点睛之笔。

清 螭龙纹瓦形端砚

宋代的砚在形态造型方面较之唐代变化相当的明显。由于宋代崇尚优雅秀 美,轻盈潇洒的审美情趣,砚的形态造型大都数是以长方形为主。其中以宋代最流行的抄手砚为代表如图。此形式的砚一改唐外扩曲线给人饱满、雍容感觉的风格,以直线来构造砚的整体造型,让人感觉典雅大方。砚池部位运用简洁流畅的曲线,使得器形形态富于变化。满足功能的同时又追求一种形式的外在美。

近代 陈子奋铭红丝石砚

当然，砚台品类之多，远不止四大名砚而已，在这四大名砚之外，也不乏名品。如红丝砚、漆砂砚等，亦为文人所赏识。红丝砚，又名青州砚，以其纹理闻名。《西清砚谱》云：“（红丝石）其色红黄相间，佳者绝不易得，故世罕流传。是砚红丝映带，鲜艳逾常，而质古如玉，洵为佳品。”北宋的唐询（字彦猷）对于砚台研究颇深，著有《砚录》，他就认为红丝砚为砚中第一。明人谢肇淛《五杂俎》记录了唐询对于红丝砚的品评：“唐彦猷谓红丝石为天下第一。蔡君漠问其故。曰:‘墨，黑物也，施于紫石则暖昧不明，在红黄则色自现，一也。研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在唐询看来，红丝砚红黄相间的色彩衬托了墨的纯黑色，另外，还能衬托出墨的光彩。而清人王士祯的《分甘余话》则记载了唐询从另一个角度对红丝砚的品评：“资质润美，发墨久，为所浸渍，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灵者，非他石可与较，故列之于首。”这方红丝砚乃是近代篆刻家陈子奋在他的颐谖楼所铭，色彩鲜明，雕刻亦富有装饰趣味，充实而不浮艳，所配漆盒又充满了闽地韵致，为红丝砚中的典范珍藏。

清 双清图淌池端砚

杨师道的《咏砚》诗中说：“圆池类辟水，轻翰染烟华。”这大约是文人对于砚台温柔的形容。而范成大说“梦里何人歌式微，觉来石友在书帏。”则将砚台作为自己的“石友”。“取一佳砚，胜于拱璧”，这个千年以来一直长伴文人左右的良友，如今仍在我们的书房案头，将这一抹文人情怀继续传递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