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社会，家庭成员在家中藏私房钱的现象，其实是尤为普遍的，而在这当中所涉及到的，除了家庭政治以外，还包括情感逻辑，以及权利逻辑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

在情感逻辑上，夫妻双方都希望能获得彼此之间的绝对信任，以及在感情上的和睦，而在权利逻辑上，家庭成员所追求的则是，个体对家庭财物的掌握程度，以及在这段关系中，能够拥有的自主、自由的程度。

但在中国古代，家庭财物通常被称为家产、祖产等，旨从父系单系传承下来的一种继承性质的财富，且那时的人们，对于这种家庭同居财产的使用，也有着“一钱尺帛，不入私房”的说法。

然而，因为一座明代罗汉首木雕的出现，让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男子在家庭中地位，以及曾经的“私房钱”文化，都有了颠覆性的认识。

流落在外的明代木雕

2016年10月11日，澳大利亚慕世阁拍卖行的亚洲艺术主管雷·特里加斯基斯，正在对一尊罗汉首（达到涅槃境界的修行者）的木质雕像，进行着拍卖会开始前最后的常规仪器检查。

但当主管看到，木雕在扫描仪器上所显示出来的画面时，却突然不由自主得激动了起来。

主管发现，这尊罗汉首木雕的头部位置其实是空心的，且其中似乎还藏有着什么东西。

经过一系列的专业处理，主管和工作人员终于从木雕当中取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再打开仔细一看，发现这竟然是一张，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明代钞票，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印刷货币之一。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随即主管连忙带人翻阅并询问着相关文献，以便能尽快确定下来这张纸币的价值。

对于明代纸币的形制，《明太祖实录》中曾有记载，其纸币的材料为桑穰，质地为青色，周边纹样为龙纹，纸币上方的横题端正中书“大明通行宝钞”6个字，且纸币中心的位置还印有“洪武三年”，以及3个官方红印，和代表纸币面值的钱贯串图案等。

据记载，其纸币的钱贯图案的下方，通常印有一段楷书文字，即“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佰伍十两，仍给犯人财产”等，而纵观这些特征，都与罗汉首木雕中所发现的纸币样式，如出一辙。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木制的佛教雕塑中发现古代钞票。”主管激动得说道，“当看到这张纸时我们都很惊讶，在我们翻译过纸上的文字，然后明白了它的价值后，我们也是特别的激动！”

据拍卖行的专家们分析，这个罗汉首木雕应该是被放置在家族祠堂，或是佛教寺庙中用来供奉的雕像，且被发现的明代纸币，应该是在木雕被制作出来的40-50年后，才放入其中的。

这座木雕的提供者，斯塔尔先生（Raphy Star）也在随后表示，这座木雕曾是他在1990年英国伦敦旅行时，从一位古董商人手中买下的，在这之前，他也不知道木雕中纸币的存在。

也就是说，这笔由明朝男子藏在木雕内的私房钱，在历时六百年的岁月，以及两位收藏家的转手厚，都没有被发现。

斯塔尔先生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私人亚洲艺术品收藏家，他曾在环球旅行的35年间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东方艺术品。

随后，斯塔尔先生将木雕与纸币作为了一个整体，在2016年12月，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Raphy Star亚洲艺术收藏拍卖会上，对木雕进行了拍卖，其标注的价格则是48,032 澳元（约218,685人民币）。

在各界媒体争相报道之下，人们也逐渐了解到，这个木雕大约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

据亚洲艺术品专家关先生表示：“僧人或喇嘛有时会将经卷、舍利、谷物、香料，或是装饰用的宝石，放入佛教的鎏金青铜雕塑之中，但很明显，这个并不适用于我们这次的发现。”

并且，在这张明代纸币上印有的“壹贯”的字样，也就是价值1000个铜板或1两白银，是当时面值最高的纸币，因此专家们猜测，将纸币放进木雕中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位宗室贵族。

如此，人们也不禁开始怀疑和分析起来，难道这张藏在罗汉木雕中的，拥有着600多年的历史的明代纸币，曾是古代人家藏起来的私房钱吗？

大明通行宝钞

如若想要了解，为什么这张纸币会被藏入木雕之中，以及为什么这张纸币的收藏价值如此之高，那就势必先要来了解何为“大明通行宝钞”。

1374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解决市面上铜源紧张，所带来的铜钱供应困难，以及国家财政货币储备量较少等问题，设立了宝钞提举司，并颁布了立钞法，开始发行纸币，也就是“大明通行宝钞”。

大明通行宝钞一共分为6个面值，即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且在宝钞中间的部位，都印有相对应的钱贯串图案，而宝钞上面的文字，则是采用篆书与楷书2种文体撰写。

对于宝钞在市场当中所采用的发放形式，明朝政府提出了2种方法，即固定性财政支出和临时性财政支出，且需全面禁止市面上的金银货币交易，民众只能通过政府来交易金银和宝钞。

在固定性财政支出中主要包括，俸禄支出、盐户工本、军兵月盐3个大类，这也是明朝政府支出宝钞的常规方式，且除了常规性的财政支钞以外，大部分的大明宝钞还是以临时性财政支出的方式流入市场的。

在临时性财政支出当中，则主要包括，赏赐、赈济、政府物资采购、军事所需购买，以及粮草马匹等物资的配置等等，且临时性财政支出的名目普遍较为繁杂，且数量庞大。

在宝钞逐渐流通以后，为了鼓励民间对于宝钞的使用，政府进而颁布规定，即如继续使用金银来交易货物者，则需罚钞千贯，而如果在朝官员贪污、受银一两，则需要罚钞万贯，

另外，对于宝钞的币值问题，在宝钞刚刚发行时的1374年，一贯宝钞可换得米一石，在随后的1425年，则为五十贯宝钞可换得米一石，而到了1444年，其米价则上涨到了需要宝钞一百贯，才可换得米一石。

消失的明代纸币

明代时期的纸币其实有4个特点，即强制民间使用、全国通行、纸币铜钱兼用，以及以旧换新的纸币收兑方法。

然而，随着宝钞的发行与其支出数量的逐渐增多，其纸币的价值也就不可避免的，开始逐渐衰减，在1394年，宝钞的币值曾一度贬为，钞一贯换铜钱一百六十文，也就是最初宝钞发行时价值的六分之一。

明太祖为了维护宝钞的价值，也为了改善因过量流通的纸币，而迅速上涨的物价，随即便颁布了铜钱禁令，即不准人民再使用铜钱交易。

但因为民间私下里，仍然采取着金银交易的方式，导致其所颁布的铜钱禁令收效甚微，所以明太祖便更进一步，向民众重申了金银禁令，然而，却依旧没有改变宝钞持续的贬值。

1397年，迫于无奈，朝廷将宝钞的币值更定为钞三贯五百文值米一石，这使得市场上至此出现了“物重钞轻”的现象，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

随后，朝廷也曾尝试采用，如提高财政税收回笼宝钞，以及放宽禁令等方法，想要来挽救宝钞的贬值趋势，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直至最后，因朝廷所颁布的，多项自相矛盾的政策，使得宝钞“愈更愈乱，愈禁愈疑”，且自1488年开始，宝钞就已经在市场交易中变得毫无意义。

到了明朝中叶后期，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明通行宝钞”，便在无人使用了。

而对于罗汉首木雕中，藏有“大明通行宝钞”的原因，人们猜测应该有2点，即明代时期严苛的监察制度，以及中国古代的皇族宗室藏匿“私房钱”的传统。

明代的监察制度

相比元朝时期，明朝时期的监察制度要更为严密和成熟一些，其不仅将御史台改为了都察院，还设六科给事中，方便对六部进行监察。

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性，也为了更好地维护君主的专制，明代时期的监察和管理制度，主要涉及到以下的3个方面。

其一，是对吏治贪污腐败的整顿。

因元末时期，吏治监察制度萎靡，导致官吏贪污腐败现象盛行，其社会民族之间逐渐出现阶级矛盾，最终使得元朝倾覆，因此，在明代初期，尽快建立新的政权，加强对吏治贪污的整顿，是监察的首要任务。

其二，是对权利运行的保障。

随着其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相对应的职务、官吏也都在不断的增多，为了保障、依赖，并限制文武百官的权力与职能，则就需要建立起一个，缜密的监察网络，来保障相关权力的运行。

其三，是对君主专制权利的加强。

为了更好的维护执政者的权力，明太祖朱元璋在即位后，便废除了丞相制度，解除了历代君权和相权之间的制衡和矛盾，同时也为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扫清了障碍。

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在明朝时期达到了顶峰，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完备的监察机构，即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六科给事中、通政使司），以及地方监察机构（提刑按察使司、巡按御史、督抚）。

就其监察的力度与效果来讲，在明朝前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在明朝前期，因为监察力度较大，其对于贪官污吏的惩罚制度也是极为严苛的，从中央到地方，每个大大小小的职位和关卡，都在严格监管并抑制着贪污之风。

如官员贪污的银两在60两以上，则会被直接判处死刑，且彼时的朝廷，是支持并鼓励官员们，对皇族宗室们的贪污行为进行密奏的。

明太祖朱元璋因出身寒微，所以更加能明白公正廉洁四个字，对于当官者的重要性。

其在执政期间还颁布了《大明律》作为明朝的基本法律，在《大明律》当中，则规定了许多有关贪官污吏的惩治条例。

另外，在官吏的选拔上，就明朝前期来讲，还是极为严苛的。

其主要是通过举荐、学校选拔，以及科举3种方式来选拔人才，且首先要考量的，便是候选者的德行，且明代朝堂中还设有国子监，即官员整体素质的培养之地。

然而，到了明朝后期，因社会风气萎靡，人们大多贪图享乐，崇尚奢侈和金钱，不再重视儒家教育思想，官场上贿赂贪污之风盛行，内阁大员则更是带头收敛财物，侵吞公款等。

《大诰》因其“刑罚残酷”，而在明朝中后期时被废除，官员们也逐渐不再遵守《大明律》中的条例，皇帝昏庸，宦官当道，朝廷党派林立，官僚之间相互勾结，致使统治者权力外泄，监察机制衰落，最终导致了明代的灭亡。

明代皇帝的“私房钱”

其实，就对于藏匿私房钱这件事来讲，并不是古代的官员们或是百姓们之间所独有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国古代不管是其朝代的土地财产，还是宗室人臣，本质上都以形成了一体化，皆在执政者之手。

作为万人之上的君王们，本不该再有，类似日常开销不够，需要“偷藏私房钱”等类似的问题。

然而，事实却是，在清朝以前，大多数在位执政的皇帝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小金库”，且就钱财的数量上来讲，有的甚至比外朝的国库还要多。

如若究其原因，那便就要追溯到中国古代，国家财政系统的一个传统，即皇室与国家，2个财政系统是分开的。

且因为君王的一体化统治，所以也就不免会出现，有的君王偷偷窃取国库的钱财，并放到他自己的小金库当中。

除了君王，还有宗室，中国古代的皇族宗室是一个不仅庞大，且必须要保证其利益的集体。

就明代皇室来讲，在明代初期，其皇族宗室的总人口只有几十个人，其禄米（古代用作俸禄的粟米）的数量则为1年万石左右，总体看起来也还算合理。

但随着朝代更替，到了万历时期，其皇室人口就已然达到了20万人，而这时的禄米数量，如嘉靖时期，仍然需要达到1年853万石左右。

在明代中后期，因贪污之风盛行，其监察的制度与权力也已然沦为了党派争斗的工具。

再加上高额的禄米数量，其所造成的影响便是，军饷无法发放、灾民无法救济、以及农民税收增加等等，一系列严重的国家财政安全问题，以及社会恶性循环的发展，便由此产生。

1644年，崇祯皇帝朱由检，曾在李自成带百万大军攻陷平阳并逼近北京时，拒绝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填补国库以充军饷，从而好调回驻守在关外的吴三桂来入关勤王。

据悉在当时，如若想要调关外的吴三桂入京，在其军饷方面，则需要花费大约100万两银子，而彼时的国库账面上只剩下不到40万两银子。

因此，朝臣们便反复恳请崇祯皇帝，希望能从他皇银内帑中拿出一部分来填补军饷，以保卫自己的国家。

然而，崇祯皇帝直到最后也不愿意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并无奈地对朝臣们表示：“内帑业已用尽。”

据《甲申纪事》记载，李自成在攻占北京后，曾在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银尚存 3000 多万两，金150万两”，令人唏嘘不已。

到了清代时期，基于明代的教训，国家成立了内务府，将“皇室财政”充了公，与掌管“国家财政”的户部做了彻底的区分，并各自独立管理，欲从侧面吸收消化皇族宗室的财政。

但事实上，除宗室外，如若皇帝确实需要，则还是可以从户部支取银两用作日常开销，但通常，大部分清代的皇帝为了保证其勤俭仁君的形象，是不会主动向户部提出支取银两的要求。

总而言之，如若仔细了解过各个朝代，皇族宗室们藏匿“私房钱”的历史，也就不会对如今，罗汉木雕中所夹藏着的明代纸币，而感到好奇和不解了。

历史变迁下的风霜蚀刻

这世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其实很多时候都并非偶然，被意外发现的明代纸币，其跨越了600多年历史风霜所给人们带来的，其实也是曾经所逝去的时代的缩影。

人们从这张“大明通行宝钞”上，看到了其自身曾经历过的的辉煌与落寞，也看到了其身处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传承，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进而可，明是非，了得失，最终才能砥砺前行，更好的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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