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人凤的暗杀行动与巨额赏金

1948年到1949年间，眼见老蒋败局已定的毛人凤陷入了最后的疯狂，他让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下令实施大规模反动暗杀行动，奖金从两千银圆起步，最高两万银圆，即使刺杀未遂，只要开了枪，就有五百到一千银圆奖赏。

毛人凤还特别告诉郭旭，他们给的赏钱绝不是金圆券、银圆券，而是吹得响的袁大头和孙小头，也就是只会升值不会贬值的现大洋——毛人凤策划的六次重大暗杀行动，虽然只成功了两次，刺杀了一位上将和一位少将，经郭旭之手发出的银圆，却差不多有一吨重。

毛人凤规定了不同级别暗杀对象的赏格，除了解放军连营到团、师级军官，解放区普通干部到科长县长，毛人凤还特别规定：刺杀起义的蒋军军官、军统分子少将以上的，发给五千到两万银圆；起义的中上校级蒋军军官和军统分子的，三千到五千银圆；起义的蒋军中级军官及军统分子少校级的，给两千到三千银圆；开枪而暗杀未遂的，经查明后奖给五百到一千银圆；刺杀对象级别够高，赏钱就可以超过两万银圆，上不封顶。

据沈醉回忆，保密局经理处是毛人凤为削弱总务处权力而新设的部门，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等科，主管财务工作，郭旭就是毛人凤最信任的“账房先生”，所有公开的和见不得光的钱财，都由郭旭掌握。

郭旭在担任经理处处长期间，可是没少捞钱，他准备途经昆明逃台时，提了满满一手提箱美钞。郭旭被沈醉交出去后，不敢说那些钱是自己贪的，结果都被当做公款没收了——当时的政策是私人财物仍归个人使用（比如沈醉被抓时口袋里的十两黄金），但是大额公款必须没收，沈醉似乎有点心疼又有点暗自庆幸地回忆：“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的几千上万两黄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钞等，属于公款，应予没收外，凡带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搜出后，虽由管理单位代为保管，自己要用时，仍可请求兑换一些使用。”

郭旭比沈醉还早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是1950年直接从昆明送到北京，而沈醉则是1956年才从重庆转过来的：“我和郭旭在昆明监狱分手后，他便被送到北京，他的代号是一〇七，可见其年资之老，连杜聿明都远不如他（杜编为二〇一）。1956年，我和许多调到北京的都属〇〇多少，这可能是区别于那些老同学的最明显标志。（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和郭旭回忆录）”

沈醉和董益三（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郭旭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曾任军统西北区、东北区区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中将处长、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以真实姓名出现的徐远举，则是1975年3月19日才最后一批特赦。

除了沈醉、董益三和郭旭，绝大多数军统特务都是最后一批特赦的，沈醉在军统是管总务，董益三在军统是管电讯的，郭旭在保密局时管财务的，所以他们比所有军统情报、行动部门负责人和各大区、省站头目特赦的都早十四五年。 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陈旭东、军统局一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军统局本部训练处处长郑锡麟、河南站站长岳烛远 、广东站站长何崇校、广西站站长谢代生、湖南站站长黄康永、浙江站站长章微寒，就只能陪文强和周养浩呆到最后了——徐远举于1973年病故，没等到跟其他站长一起特赦。

沈醉、董益三、郭旭被第二、第三批特赦，除了属于“后勤人员”之外，改造态度也都比较好，在战犯管理所和特赦之后担任文史专员，他们都写了很多揭露军统黑幕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也成了我们研究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务史的重要资料。

郭旭和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西南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周养浩一起在昆明落网，但是郭旭和成希超显然不像徐远举周养浩那样恨沈醉，而且郭旭一向改造态度良好，对自己拨款策划的暗杀行动，也都毫不隐瞒地竹筒倒豆子，据他回忆，仅在1948年，毛人凤就策划了六起暗杀，“不务正业”的沈醉也曾参与其中——这个总务处长、云南站站长，总是被不待见他的毛人凤当枪使：万一刺杀某位大人物后被追责，就可以把沈醉推出去当替罪羊，比如刺杀杨杰和卢汉，沈醉就思虑再三后没敢下手。

沈醉已经做好了在昆明刺杀杨杰的准备工作，沈母知道后一番严厉斥责，让沈醉取消了行动：“我经常教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还要不听我的话，再去杀人，我就和你脱离母子关系。”

如果沈醉真在昆明刺杀了曾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的上将杨杰，卢汉一定不会放过他，滇军想让保密局少将“意外死亡”，至少有一百种办法，如果老蒋和毛人凤甩锅，沈醉还是得当替罪羊。

沈醉悬崖勒马，毛人凤却不肯干休，1949年9月18日上午，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派毛钟新找到在香港安了另一个家的郭旭：“制裁杨杰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下午就可动手，你赶快离开香港返穗，以免于刺杀杨后，遭到连累。”

当年有权有钱的特务都是狡兔三窟，尤其是像沈醉、郭旭、成希超、周养浩（任息烽监狱主任时大发横财）那样任过肥缺的将军级特务，房产都是数以十计（沈醉外出巡视一圈，就能收到两栋别墅一辆德国小轿车，吴敬中跟他比，实是小巫见大巫）。郭旭知道杨杰遇刺，自己肯定会被留在香港的旧部和朋友报复干掉，他马上乘坐当天下午一点的飞机开溜——香港到广州居然要坐飞机，经理处处长果然不差钱。

郭旭回到广州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9月19日上午点，叶翔之也从香港飞到广州，告诉了他带着手下刺杀杨杰的全过程。

有些史料说杨杰遇刺于1949年9月17日，这显然跟郭旭和叶翔之的说法不一致。叶翔之告诉郭旭：“17日晚，由卢广声处获悉杨杰住在香港轩尼诗道二六零号四楼同乡家中，乃假以贺耀祖（1938年2月以中将加上将军衔任军统局正局长，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通电起义）的名义，写了一封信，邀请杨吃饭商讨问题，次日下午（18日）4时许，我和另二人在三楼二楼和楼下看风，韩世昌即携信和枪上楼，韩借送信为名，进入宅内，当杨拆开信来看时，韩即掏出手枪对准杨的头部打了一枪，杨应声扑于桌边，韩又打了一枪。”

叶翔之之所以向郭旭详细讲述行刺过程，其实是来报功请赏。郭旭汇报后，毛人凤让郭旭拿出两万银圆，老蒋又让顾祝同加发奖金一万银圆，一枚银圆三十克，三万枚就是一千八百斤。叶翔之和韩世昌及另一助手各得六千，其他两助手和卢广声各得三千，连郭旭也得了四百银圆，他瞧不起这点小钱，直接分给自己的手下了。

刺杀毫无防备的杨杰并不困难，但是想刺杀有“神拳大龙”之称的武林高手、当过“云南王”的龙云，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很多电视剧演的蒋唯生在龙云酒杯里下毒被识破，显然是进行了艺术创作，事实是因为杨杰的到港，老蒋命令毛人凤取消了刺杀龙云的计划——他们只是试验毒药功效的时候，毒死了一只兔子，而且是用了好几支毒药才奏效，看来特务们想弄到无色无味且过几个小时才发作的毒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刺杀龙玉的行动，沈醉也参与了，郭旭写完《保密局暗杀活动六例》后交给沈醉审阅（特赦后郭旭与沈醉都当了政协文史专员，沈醉是学习小组副组长，文强是组长），沈醉进行了一些补充——原来龙云的那个秘书，是沈醉收买的：“经过几次谈话，我许以重金和官位，他答应了，我才介绍他见毛人凤，蒋完全同意为军统工作，我当即给了他一笔现金。毛人凤再次接见了蒋，并又给了他一些钱。”

沈醉收买了蒋唯生并软禁了其老婆孩子，但是蒋唯生并没有完成任务：“一次与毛人凤派往香港的特务在住所附近联系，被龙云的儿媳发觉，龙云便叫他回昆明去。新中国成立后，蒋已落入人民法网。”

除了刺杀龙云、杨杰，毛人凤在请郭旭在台吃饭（他们曾一起逃上台岛做保密局搬迁准备，后来又一起回到云南，结果毛人凤飞了，郭旭没跑掉），正好毛森也来了。

毛森在吃饭时对毛人凤说：“在上海可惜把张澜、罗隆基放走了，如果你的电话迟到一刻钟，我就叫人把张、罗搞掉了。”

毛人凤也表示是自己建议老蒋取消了行动：“总裁原指示把张、罗搞掉，我因为看杀了他们两个，也没有什么用，反给人以口实，因此向总裁建议，不搞掉他们，总裁同意了，所以我才马上打电话给你。”

据郭旭回忆，当初毛人凤取消了一些暗杀行动，实际是拿不出太多赏钱了，刺杀李济深的阴谋，也是因为钱紧而没有执行：“此计划需款美金50000元。毛人凤看了行动计划后，找我到他的住所商量，对我说：‘需款太大了，如果张序（李济深先生的亲信副官，叛徒，毛人凤物色的杀手）把款骗去后，前往北平，我们对他毫无办法，那就对总裁不好交代。’”

前五次暗杀行动，其实只真正执行了一次，郭旭记录的保密局第六次暗杀，对象是参与湖南起义的张严佛、李肖白、黄康永、任建冰等四个将军级特务——如果文强还留在长沙，肯定也会参加起义，也会成为毛人凤的刺杀对象。

前两天笔者写过刘人爵被保密局特务暗杀，但是没有郭旭回忆的详细。

据郭旭回忆，刘人爵在军统内地位不高（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保密局军衔少将），原先并未列入毛人凤的暗杀名单之内。但是毛人凤派出的杀手毛钟新无法对张严佛下手，李肖白和黄康永已经去了香港（黄康永不知为什么又回来了，于是跟周养浩一起于1975年特赦），为了完成任务拿到奖金，毛钟新就对派手下杀手孙坤对刘人爵下手了：“孙坤向我们报告杀害刘人爵的经过后，我们当即电告台湾保密局和在昆明的毛人凤，毛即报告蒋。蒋指示国防部发给孙坤等奖金银圆三千。毛人凤复电叫我报告参谋总长顾祝同批发，由我领出奖金转发孙坤等。”

细算起来，经郭旭之手发出的刺杀赏钱，至少有三万三千块银圆，毛人凤的凶残与疯狂，用银圆衡量的话，也有有一吨，那些杀手拿到银圆后有没有命去花，他们的下场如何，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应该比较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