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何家村的兽首玛瑙杯,造型极为罕见,可以说正是东西方文明的火花交流碰撞出来的产物。它既拥有来自来自东方的弧形角杯传统,又融入西方来通杯上下贯通的特点,唯独在饮用方法上固执地采用了倾杯畅饮的姿势,那么角杯与来通,究竟是谁转化了谁?
何家村的兽首玛瑙杯,正如孙机先生所言将其称为“角杯”,因为从轮廓上看,这种弧形的角杯形似兽角。以动物之角成杯的确属于中国文化传统,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曾经出土的一只陶制的角杯。而战国以及西汉的艺术作品中,也屡屡见其踪迹。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种角杯有这么两个鲜明特征:其一,为兽角制成,其二,从口部饮用。关于第一点,何家村出土的兽首玛瑙杯,并没有明确点出其中的“兽”究竟为何物,但多数学者认为它采用的应是角为羚羊、面部似牛的造型艺术。
实际上,如果考察中国的角杯传统,这种面部似牛的“兽”极有可能与犀牛有关。犀字本从牛,《山海经》海外经中说:“西北有犀牛,其状如牛而黑”,古人对于犀牛与牛的概念往往是混同的,所以何家村这种面部似牛的造型,就可以从角杯乃至更为具体的犀角去考察了。
为何古人偏爱用犀角做杯?这与犀牛本身所代表的祥瑞、镇水(辟邪)观念有关。《宋书》卷二十九“符瑞志下”记载:“鸡骇犀,王者贱难得之物则出”,而镇水辟邪可以李冰于都江堰所置镇水犀牛为例。犀牛本身神异,犀角则更为特殊,魏晋时人相信犀牛角能解毒的思想也延续到了唐代。
从以上材料来看,唐人在制作这件玛瑙兽首杯的时候,极有可能是汲取过来自东方的犀杯传统,故而才会在其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即其一表现为整体造型的角形,其二表现为面部呈现牛形的特征。但是,兽首之上的一处细节却显示了迥异于东方传统的域外因素。那么,它又是参考了谁?
看到了吗?在何家村玛瑙杯的兽首的口鼻部,有一个类似于笼嘴状的黄金塞子,卸下之后内部有流,杯中的酒便可从流中倾斜而出。如前文所言,按照东方的角杯传统,角的下部应该是封闭的,而且饮者应该从上端的杯口倾酒饮之。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暗含了它已然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这便是西方所谓的“来通”。
“来通”这个词是(rhyton)的音译,源自于古希腊人的称呼,取连通、流出之意。它像一个漏斗,可用于注入神酒,当时人相信用这种来通角杯是圣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而如果举起来通一饮而尽,则是对酒神致以最高敬意的方式。
来通,从克里特岛起源,再到希腊人的追捧,进而便向亚洲开始传播,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外阿姆河的广大区域,最终流入中国。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流通的式样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
在西亚地区,早期的来通基本呈现短而圆的圆锥形,以巴格达伊拉克博物馆藏的陶来通为典型,其兽首除了羊首之外,牛首、马首、狮首也常有出现,至于饮用方式则正是从来通底部的小孔注入饮者口中。这便是来通最初的模样。
很显然,这样的来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因为口大而底小,且杯身平直,不论是怎么放置都无法很好的储存美酒,总不能让人始终用手端着吧?而接下来的工作,则几乎全部是由古波斯人来逐步改造的。
古代波斯,建立出许多重要帝国,包含公元前七至六世纪诞生的“米底王国”、公元前五世纪诞生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二世纪的“帕提亚帝国”(又称安息王国),以及公元二世纪的“萨珊王朝”。关于来通,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后三个王朝。
于是,在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之时,聪明的工匠想了一个妙招:将底部平折而向前延伸,并结合底部的兽首为它加上了前肢!这样一来,既能解决来通放置的问题,又为兽首平添了几分趣味。
接下来,安息王国时期,不知为何又将这种平直的底部换成了圆弧形,此外此时底部的兽首,更多的是以神话中的生物形象出现,比如狮鹫、怪兽格里芬亦或是天马。
而到了继安息王国兴起的萨珊王朝,工匠们将来通的造型玩出了新花样,即在来通杯的器身之上模塑人物头像。事实上,这的确是萨珊王朝的传统,因为在萨珊金银器上就常常出现萨珊装人物以及国王像。这种纪念碑式类型的来通,在我国主要发现于新疆和田地区北部的约特干遗址。
除了以上列举的各式西方来通杯之外,与何家村兽首玛瑙杯最为接近者,还要属塞克勒美术馆收藏的一件萨珊银质来通,同样采用类似的圆弧形杯体,兽首表现也是极为生动的羚羊,但何家村的明显技高一筹。因为器物本身就是角的形状,而俏色玛瑙的红、棕、白三色将真实羚羊双颊上的毛皮颜色模拟地极为逼真。这表明来通的设计者显然极为熟悉这种自然界的生灵——瞪羚。
显然,何家村出土的兽首玛瑙杯极为特殊,它既有西亚早期来通兽首造型的影子,也有希腊式典型的自然主义风格,同样也包含东方角杯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些复杂的文化因素是怎么碰撞、融合,最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
唐人对于异域文化无疑是有着极为强烈的好奇与包容之心,其中尤以与萨珊波斯的文化交流更是极为频繁。前文所举萨珊塞克勒美术馆的银质来通,在造型与风格上类似,但艺术品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表现出作者的个人风格和艺术品位。对于这件造型极为罕见的玛瑙杯,还需要从东西方历史背景以及文化传统角度入手探析。
在丝绸之路所引发的文化背景之下,来通杯曾经频繁出现在于不同的生活场景中,为此杯的使用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西安、太原等地发现的属于粟特人独特葬具的围屏石榻上,就有许多胡人持杯图像。
图一河南安阳围屏石榻中,在葡萄架之下,中间大翻领的胡人身份尊贵,手持典型来通饮酒,而周围跪坐之人则手持舟形杯或小碗,生动地反映了粟特贵族的宴饮生活;图二太原虞弘墓围屏石榻上则是两位胡人对饮的图像,一人持角杯以底部饮酒,另一人持浅底多曲碗饮酒。
从上面两个画面中的案例来看,来通角杯经常和舟形杯和圆碗一起出现,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信息,也为我们讨论何家村的兽首玛瑙杯提供了绝佳的思路。此外,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唐墓出土的石棺床有一副线刻图也是一个线索,在单层塔式建筑中有一个穿着紧身衣的男子,坐在束腰圆凳上,手举角杯正在饮酒,前面跪着一个侍从双手举着舟形杯在奉酒。从这种饮酒方式来看,似乎是用长杯来给角杯注酒,而持角杯者则通过下方的流嘴饮酒。
巧的是,与何家村兽首玛瑙杯同出的还有两件玛瑙长杯,何家村的兽首玛瑙杯不论是外形还是流嘴都是典型的西方来通式,而与之配合使用的应该就是这种玛瑙长杯(舟形杯)。至于使用方法,有如上述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唐墓石棺床上的线刻图中所示:尊贵者以来通饮酒,而侍奉者以长杯注酒。也有如保加利亚索菲亚银来通上所表现的,一个胡须浓密的胡人,一手高举来通,一手则执长杯,两相配合使用的情况。
说完了性质特殊的兽首玛瑙杯,反观与此同时的隋唐杯形物,则呈现出另外两种造型倾向:一种以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白瓷狮首杯、安大略博物馆的白瓷牛首杯为代表。从造型方面来看,的确是极力地想去模仿来自西方的来通式样,比如依旧保持着底部独立的兽首形态,但是却没有来通杯最为关键之处:底部的泄水孔。
另一种以来自西安南郊唐墓与洛阳苗湾唐墓出土的三彩器为代表,这两件杯形物的底部兽首呈现为另外一种样式,向上卷曲如象鼻从兽首中吐出,而后上卷成为杯具的把手。这样一来由于兽首与把手相结合,所以底部独立的兽首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当然同样没有来通杯的泄水孔。
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的杯形物,的确可以称得上是西方来通的仿制品,但由于生活习俗的不同以及对西方来通的生疏,它们已经失去了原本用于饮酒的实用性,而彻底沦为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观赏物和明器。
结语:奇特的造型与珍贵的材质,令何家村的兽首玛瑙杯,成为由东西文化潮流激扬起来最为耀眼的一朵浪花。尽管学者们对于它的看法相去甚远,但都认为它应该是西方的来通无疑,而在开放而繁荣的唐代社会,这种独特的酒器便成为一种奢侈品与身份的象征。然而饮酒方式的特异之处即便通过工匠的加工与改制,也终究无法进一步广泛流行,和胡人抱瓶图像一样最终成为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