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介绍过,根据我们目前考古已知,汉代时期的生活用玉,无论是从出土挖掘,还是历朝传世的宏观数量上看,似乎比以前的朝代都多,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仍然是以玉石材料输入通道的无障碍为基本保证。
汉代时期,使用玉质材料制作生活器的种类很多,根据实物种类,譬如有玉卮、玉高足杯、玉角形杯、玉盒、玉带钩、玉印、玉枕、玉杖首等,几乎涉及到所有的生活用品种类,但是从材质特点来分析,这些玉器绝非真正为生活日常所雕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特殊的人群制作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彰显其身份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易损难雕的生活用器都同时存在着其他耐用材质的相同器,可见其材料的使用是多元化的,使用玉质的材质制作,是表现生活玉器在它所处的环境中地位的特殊性,不存在使用的必然性。
譬如我们常见的实用器--带钩,汉代时期的服饰承续着战国时期的使用习惯,带钩的制作多使用结实易制的青铜带钩,而汉代的青铜带钩在出土器与传世器中属于常见品种,市场价格也不是很贵。
为何会出现材质更易损坏,脆性更大的玉质材料,仅仅是为了标榜其佩戴者的特殊身份吗?也许还有着官级等位的区别?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玉质带钩的实用性应该质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代时期玉质生活器的使用设计也是以美观为第一要义的。
譬如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卮,1983年在广州出土,就是由一件9块长方形玉板镶在銮金铜架上的玉卮,通高14厘米,上有盖,卮身2/5处凸雕一蝶形把。
从某个角度分析,这个玉卮不应该属于汉代时期的作品,而应该是前朝的遗留之物,特别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很多玉器,严格意义上说,都应该属于战国时期的制作和加工工艺,刘邦把它赏赐给赵佗的目的更多是拉拢和宠络,以汉代刚刚立国的经济状况,不可能一下加工出这么多精美的玉器,这一点在海昏侯墓葬中也得到证实,包括刘贺口中的玉印,应该都是春秋时期的遗留之物,而不是汉代的制作。
照此类推,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再看南越王墓中的这个玉卮时,就会怀疑其设计及目的,按照目前的这个设计,它更符合观赏性而非实用性,因为这样制作的这个玉把手,完全不能承受或长时间承受玉卮的使用重量负担,在下图北京故宫有一件传世的玉器--夔凤纹玉卮,高12厘米,纯白色的玉质,同样的设计思路和观赏性,使我们怀疑其真实的作用仅仅是观赏,而不是实用器。
由此可见,汉代时期玉器中的生活器形的设计和琢制,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统治者及拥有者精神上的需要,与实际使用的功能几乎无关。
使用玉石材料制作成品的目的,与真正在生活中产生的实用价值,应该是在玉器上形成商品、可以进入流通交易,真正进入市场之后的宋代时期。
宋代时期的玉器品种与制作,就明显地显示着已经远离了皇权和专项特权,更符合市场的民俗特色,同时,制作的品种也是开始受市场所操控,与此前我们了解的社会功能开始出现较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