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为争夺奇石丧命，太守为六块神秘石头不顾家庭

自古以来，许多人喜欢赏玩石头。石头的长处一是静，二是寿。在此基础上，奇石又有瑰丽的纹理、润泽可亲的质地，或者兼有奇特的形状，静而观之，令人坐生清思。

明代小品《醉古堂剑扫》中把奇石、怪石称为“实友”，认为玩石可以给人添加一种隽永的气质。其中的一句话很精准地概括了玩石、赏石的审美原则：

卧石不嫌于斜，立石不嫌于细，倚石不嫌于薄，盆石不嫌于巧，山石不嫌于拙。

这句话也可以当成规划与布置石景时必须遵循的法则，其他的还有：

墙内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后有竹，竹欲疏；竹尽有室，室欲幽……园中松石，只为添加一段山林景况，不然便让人感觉俗气。

好的奇石可以带给人们山野的趣味，所谓“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间，烟霞具足”。也因此，历代文人多有爱石的传统，日常的乐事，“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书代益友，以著述代功业”。

唐代，荥阳人郑璠酷爱奇石，他担任象江太守的时候，在当地得到六块怪石，有的形状奇特，有的文理罕见，郑璠异常珍爱。任期三年中间，郑璠不曾沾染疠瘴，饮食平安。任满之后郑璠要回长安，舍不得丢下六块奇石，便雇了人车，把奇石从象江一路运送到长安，总共花去六十万钱，耗尽了他的全部资财，导致他的妻儿在长安没处安身，只能寄居别人家里。看来，在郑璠眼里，这几块奇石比家人的安居更重要。

《旧五代史》记载，晚唐名臣李德裕晚年居住在洛阳，建造了一处私家园林，聚集天下奇花异竹、珍木怪石于其中。其中一块石头是李德裕的最爱，每每醉酒之后，李德裕会倚坐到这块石头上，称之为“醒酒石”。据说，只要用水淋到醒酒石上，石头表面就会显示出来林木自然之状，颇为神奇。

李德裕希望自己的后代好好保护这处园林和奇石，在石头上刻字警告：“移吾片石、折树一枝，非子孙也”。

话说得很严厉，但形势总比人强，唐末的动乱自然波及到洛阳，许多园林变成一片灰烬瓦砾。李德裕留下的园子也没能幸免，园中的珍宝被乱民抢掠一空，醒酒石也被抢走。到了唐昭宗光化年间，这块石头辗转落入一位监军太监的手里。李德裕的孙子李敬义听说之后，请求河南尹张全义出面斡旋，希望能让那块醒酒石回到李家的园子里。

下一次宴会，张全义当面向监军太监提出这个要求，太监不肯，厉声说：“黄巢之乱过后，谁家的花园没有残破？难道只有李家花园有石头吗？”太监的态度让张全义大怒，下令把太监打死，那块醒酒石大概也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宋代人玩石、赏石的故事更多，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书画家米芾，被称为“石癫”。宋徽宗也痴迷玩石，侫臣朱勔为了迎合宋徽宗对于奇石异卉的喜好，四处访求，然后通过水路送往汴京，被称为“花石纲”。

北宋灭亡，汴京的好石头也逐渐散落到各地。石头是自然之物，坚硬难朽，宋徽宗时代的许多花石也留传到了明代。苏州徐清之的家里就有一块，称之为“石祖”，这块石头高达一丈五，下面还有一个相配的底座，通高两丈有余，“变幻百出，无可名状”。为了竖立和布置这块石头，徐清之一共花费三百多两银子，也算是不惜血本。

据记载，当初朱勔已经把这块石头和底座装到了船上，结果中途出了问题，底座不慎掉入太湖之中。朱勔只好放弃了这块大石头。乌程一位董氏得到它，运送过程中又一次出问题，船到水中，再次倾覆。董氏请人打捞，奇迹出现了，最先捞上来的竟然是先前丢失的底座，随后又找到了石头。以后这块石头被徐氏购得，传给后代。

《东城杂记》中提到一块花纲石，名为玉玲珑，看起来苍润嵌空，敲击时发出的声响如同玉佩之声。石头上刻字，以纪岁月。明末，这块玉玲珑出现在包涵所的灵隐山庄里，后来被沈氏买下，雇了百十号人，把它运到庾园，以后又流入龚翔麟的手里。

杭州经济富裕，文化传统深厚，私家园林多，其中自然不乏好石头。张岱在《西湖梦寻》中提到一处小蓬莱，是雷峰塔附近的一处园子，园中奇峰如云，古木蓊蔚，最初的主人是南宋的内侍甘升。

到了明末，园子的主人换成了黄贞父，改园名为“寓林”。园中奇石堆叠，石上刻有“青云岩”“鳌峰”等字样。黄贞父在其中的一块石头上刻了“奔云”二字，这是一块巨大的奇石，形状像一朵茶花。

天启年间，黄贞父已经去世，园中一派荒凉，但还不失旧日的规模。明末江山倾覆，狼烟遍地。劫难之后，寓林之中林木全部被毁，苔藓尽剥，成为一片瓦砾。那一块奔云也残破不堪，十去其五，看着令人伤感，张岱还为它写下一首《小蓬莱奔云石》诗。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提到，他的祖父张汝霖就很喜欢奇石，在江口的神庙之前发现了一块松花石，让人把它运进回来。石头上沾满了兽血和兽毛，因为当地人杀牲祭神，都要把兽毛兽血淋洒到这块石头上。张汝霖亲自动手刷洗石头，称呼其为“石丈”，又在石头上刻写了一段铭文，又作了一篇《松花石纪》。

张汝霖视为宝贝的一块石头，到了子孙后代的手里，却毫不重视。张岱就嫌这块松花石臃肿、硕大，表面的纹理又不佳，不够嶙峋苍古。张岱又打算用它作为花缸的底座，结果还是不合适，最后被弃置在阶下，再无人理会。

郎瑛的《七修类稿》中有“名物不当窃取”一条，批评文学之士在名胜之地铭刻自己的名字，并把奇石、异木据为己有：“……见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殊又不知在山林，则为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则为私物而易废”。

这段话非常有道理，李德裕、宋徽宗、张汝霖等人对于奇石的所作所为，便是窃取名物的最好例证。

于左 撰